2022年回顾：从稷下学宫到长江口古船的文明探索

01-02

2022年，考古仍然是公众最为关注的文化艺术热点之一，每每有重大考古成果发布，不少都能成为“现象级”的文化传播热点事件。其中既有文物部门重点推进的年度“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如河南开封州桥及汴河遗址再现宋代盛景、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群的发现，也有公众关注的三星堆文物再“上新”、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打捞……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回顾2022年，结合考古新发现的重大性、遗址本身影响力、传播力等盘点国内十个考古热点。

稷下学宫遗址确定

经过近五年考古发掘，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小徐村西的齐故城小城西门外建筑基址群，被基本认定为稷下学宫遗址。

建筑基址平面图

据史料记载，稷下学宫始建于公元前374年，因位于临淄稷门之下而得名，存续达150余年。稷下学宫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是一个同时具有研究院、大学堂、施政咨询等多种性质的机构，促成了天下学术“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5号建筑基址

历史上，文献虽对稷下学宫位置多有记载，但其遗址究竟何在，却一直不为人知。考古人员介绍，201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建了一支临淄齐国故城考古队，开始寻找“稷下学宫”。郑同修、孙波两位院所领导为项目负责人，董文斌任领队。

广场活动面局部

经过近五年考古挖掘，专家采用“排除法”解决了一系列疑问，地层关系清楚，形制初具轮廓，从文献、方位、考古发现等方面看，基本可以判断稷下学宫所在。建筑基址群东与齐故城小城相接，南宽北窄略呈直角梯形，东西最宽约210米、南北长约190米，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共发现四排建筑基址。建筑基址群处于封闭区域内，外围有墙垣与壕沟，其中壕沟与小城城壕相接为一体，建筑基址群与小城之间发现道路，向北通往小城西门，向南通往小城南门。

建构构建（螺钿）

相关专家将继续对南门进行完整揭露，并寻找西墙垣和北墙垣，还将发掘遗址内建筑基址，进一步探明这些建筑的具体用途。

安徽凌家滩遗址出土独特玉石器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铜闸镇长岗村，东距长江25千米、西距巢湖30千米。遗址北望太湖山，南临裕溪河，坐落于太湖山向南延伸的十里长岗的南端及两侧平地上，海拔6-25米。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

墓葬祭祀区西侧发掘区位置（上为北）

遗址于1985年发现以后，先后经历十余次考古发掘。2019年，凌家滩遗址被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课题，并作为长江流域5处区域核心聚落之一被纳入新一轮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课题中。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2022年，凌家滩遗址主动性发掘地点均位于岗地东南端的大型红烧土遗迹片区。2020年揭露面积500平方米，2021年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2022年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共发现新石器时代灰坑2个、祭祀坑1个、石头遗迹1处、汉代墓葬5座。出土文物400余件，其中绝大部分出自祭祀坑，主要是石器、玉器和少量陶器。

出土最大的玉璜

龙首形玉器

其中新发现一件宽体玉璜，外径23.6厘米，为凌家滩目前发现的最大的玉璜。新发现一件龙首形玉器造型奇特，工艺精湛，一端阴刻成猪龙首形，略上翘，另一端为尖锥形，为中国史前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件。

出土齿轮形玉器

出土梳形玉器

凌家滩祭祀遗存的发现，为研究复原当时祭祀场景提供了鲜活的资料，完善了对墓葬祭祀区布局的认识；200余件器物的出土，丰富了凌家滩陶器玉器的种类；出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石钺、最大的玉璜；龙首形玉器等特殊玉器的出土，对研究中国史前用玉制度及对历史时期礼制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是凌家滩考古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

西北角陶器出土时

三星堆文物再“上新”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三星堆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进行阶段性成果发布。

三星堆考古现场

考古队对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除五号坑和六号坑年代稍晚之外，3号坑、4号坑、7号坑、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

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显示出三星堆遗址与国内其他地区存在的密接文化联系，3号坑、8号坑发现的铜尊、铜罍、铜瓿为中原殷商文化的典型铜器，3号坑、4号坑发现的玉琮来自甘青地区齐家文化，3号坑、7号坑、8号坑发现的有领玉璧、玉璋、玉戈在河南、陕西、山东以及广大的华南地区都有发现，各坑大量发现的金器则与半月形地带自古有之的金器使用传统相符。而神树、顶尊跪坐人像以及大量龙形象器物则表明三星堆遗址的使用者在自身认同、礼仪宗教以及对于天地自然的认识与国内其他地区人群相近，无疑确切表明三星堆遗址所属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一员。

三星堆考古出土文物

三星堆再次“上新”，公布震撼文物。这次公布的宝贝名字和实物都十分玄妙，个个凝聚着“奇思妙想”。

龟背形网格状青铜器，侧边“暗藏玄机”，一侧类似合页，它附带了四个青铜龙头把手和两三根青铜飘带，青铜器里还装了一块大小形状相合的青绿色美玉，在灯光下反射出温润的光芒。通过微痕分析，考古学家还发现这件青铜器外面还裹着丝绸。

铜神坛，它的外观可谓精妙绝伦，上面不仅有人，还有神兽，反映的是一个祭祀场景，是古蜀人想象中的“神仙世界”。神坛从低到高由三个部分构成，最下面的部分是带镂空花纹的台基，台基的每一面正中心分别坐着一个人，有一组人比较高大，肌肉感做得非常明显。

除了这两件之外，这次亮相的还有顶尊蛇身铜人像、铜猪鼻龙型器、铜立人像、铜巨型神兽等。

顶尊蛇身铜人像

铜猪鼻龙形器，龙头、猪鼻，眼睛长在鼻子上，头上有鳞片，方牙齿。

“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它是目前三星堆发现的第二件完整的大型立人的形象。

铜巨型神兽

截至目前，三星堆六个“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个个凝聚着“奇思妙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这些文物表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福建漳州圣杯屿元代海船遗址启动水下考古发掘

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点水面，水下考古队员从大型作业船上跳入水中。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陶瓷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场浩劫，将一段历史封存海底，等待着后人唤醒。

直到十多年前的一场台风过后，掩埋了700多年的元代海船重新走进人们视线。经过多次水下调查，今年9月开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联合福建省考古研究院等，正式在圣杯屿海域的元代海船遗址全面启动水下考古发掘。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水下散落文物

来自圣杯屿元代沉船的高足杯，在漳州市博物馆展出。

这艘海船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沉船里有何宝贝？水下考古队和专家对此展开追索。一批打捞上来的元代外销瓷器陈列进博物馆橱窗，穿越历史向世人展示它厚重的时代魅力。

专家表示，漳州圣杯屿沉船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保存较好的元代海船遗址，出水瓷器不乏精品，研究价值高，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高峰期——元代中晚期海上贸易的典型代表。该遗址的发掘将为研究我国元代航海史、造船史、海洋贸易史、海上丝绸之路等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发现封泥和简牍

司马迁的《史记》中，曾经记录过一个古滇国：它地处中国西南一隅，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区域性政权。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虽然在《史记》中，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但长久以来史料缺乏，除了1956年出土的滇王金印之外，考古实证的资料也不多，因此“古滇国”一直很神秘。

河泊所遗址发掘现场

2019年，考古人员在晋宁河泊所遗址中发现了一枚“滇国相印”封泥，表明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立了“滇相”，建立起一套行政管理体系。2022年9月底，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发布了河泊所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去年以来，河泊所遗址出土大量汉代封泥和简牍，这表明西汉中央政府已对云南行使治权，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考古人员在此次发掘中，发现了500余枚封泥，主要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官印封泥发现了益州郡太守及下辖24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如有“益州太守章”“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涉及宋虞、王福、君冯等字面内容，多与官印封泥同出，专家怀疑是官员的姓名。

出土的“建伶令印”封泥。

封泥大部分发现于发掘区北部的河道的废弃填土堆积当中。河道废弃堆积中夹杂灰烬堆，炭层及红烧土层交错分布，封泥集中出土于灰烬堆中。因此推测灰烬堆或为文书、封泥集中销毁的场所。

在此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还初步清理出200余枚简牍，能辨识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主要反映了当时行政与司法制度内容。

清理出的“滇池以亭行”木简。

专家表示，此次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大量行政、司法简牍与官印封泥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重大考古发现

遗址景观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望江东路东首，位于温州古城北大门——朔门之外，北邻瓯江，与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2021年10月，该遗址在配合望江路下穿工程项目考古前置工作中被发现，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发现了古城水、陆城门相关建筑遗迹、成组码头、砖铺道路、木质栈道、干栏式建筑、水井、灰坑等保存较好的古代遗迹，并出土了沉船2艘，以及数以吨计的宋元瓷片堆积和形式各样的漆木器等重要遗物，各类遗存年代跨度从北宋延续至民国时期，尤以宋元为主。

遗址俯视图

发掘区除东西两端的朔门瓮城遗址及水门河堤岸向南伸出外，主体呈东西向条带状，位于南北两排工程排桩内，与现代岸线大致平行。遗址发现的码头、栈道等遗迹亦横向分布。码头遗址除1座为北宋斜坡式码头外，多呈台阶式。斜坡式码头依托山脚基岩而建，用块石砌筑而成，呈平缓斜坡状。台阶式码头自江岸向航道伸出，平面呈长方或长条形台阶状，石包土心结构，码头中部填土上垫木板，板上铺平整方砖，砌筑考究。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

宋元时期与明清时期瓮城遗迹

元王振鹏《江山胜揽图》描绘的朔门港口场景

朔门外沿江一带属于古代温州 “北埠”商业区，此次发现的古遗址形象地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北埠”港区 “城脚千家具舟楫，江心双塔压涛波”的真实景象——中国当时上等瓷器、漆器、丝绸、茶叶等从这里启运驶向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尤其是数量庞大的龙泉青瓷产品，就是从温州入海，走向世界，展现了“天下龙泉”的盛世场景。

部分相对完整瓷器

龙泉窑青釉人物纹、花卉纹瓷片

龙泉窑青瓷片

此次发现的遗迹群，规模庞大、体系完整、内涵丰富，为国内外罕见，成功再现了宋元时期温州港的繁荣景象，是温州作为“千年商港”的坚强实证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绝佳阐释。从遗址的价值和保存状况来说，它也是最完美的海丝遗址之一，堪称近年来我国海洋考古、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

河南开封州桥及汴河遗址重现繁华盛景

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汴河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后世历代沿用，到明代末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在清代，为了排除城内积水，又在旧有的河道进行了清淤和疏浚。2018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位于开封市鼓楼区的州桥及汴河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州桥遗址西侧探方（州桥遗址考古队供图）

由于战乱和黄河泛滥，历史上开封曾多次被泥沙掩埋，如今城下自下而上依次埋藏着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及清开封6座古城。州桥遗址的发掘，撩开了开封城下“城摞城”的神秘面纱。

大运河（汴河）横剖面，河道、堤岸肌理清晰。

在本次开封市州桥及汴河遗址考古成果中，州桥石壁石雕祥瑞壁画也得以千年后被发掘重现，与宋代文学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记载“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高度吻合。

北宋石刻壁画

宋代堤岸石壁上雕镌有海马、瑞兽、鹤禽、祥云浮雕纹饰，纹饰通高约3.3米，推测总长约30米，构成巨幅长卷。它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基本上代表了北宋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填补了北宋艺术史的空白，见证了北宋时期国家文化艺术的发展高度。

截至目前，州桥及汴河遗址考古共完成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遗址共出土各类文物标本60000多件，发现不同时期各类遗存遗迹117处，包括河道、水工设施、桥梁等遗迹。本次考古发掘首次完整揭露出了唐宋至清代开封城内的汴河形态和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中国大运河及其变迁史提供了考古实证。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新出万余珍宝

11月16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外发布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本次江口明末战场遗址考古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1万余件，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基本上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位于彭山岷江大桥附近。

柳叶形青铜剑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战场遗址发掘负责人刘志岩介绍，为配合岷江航电和河堤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四川省文物局的领导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眉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总计出土文物10000余件。抢救和保护了以“荣世子宝”金印、“永昌督理之印”银印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珍贵文物。

银锭出水照

“荣世子宝”金印印面已残，存“荣子宝”三字。考古专家根据2020年度遗址内出土的“蜀世子宝”金印推测，这枚金印应为“荣世子宝”。从印文可知这枚金印为明代荣王世子所拥有，是明代册封制度的又一重要物证。

“荣世子宝”金印

“永昌督理之印”银印，与2015年公安部门追缴回的金质“永昌大元帅印”的印文风格相似、铸造时间相同，可知二者为同一批铸印。“永昌”二字为李自成年号，考古专家据此推测这枚银印为李自成为求得张献忠支持，在其称帝前夕赐予大西军。

而“钦赐崇德书院”铜印的发现，对明代文化教育的研究，是非常珍贵的实物史料。

此外，通过该年度考古发掘，考古专家已基本确认了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南部边界，这对于划定遗址范围的工作而言是重大突破。

长江口二号古船成功整体打捞入坞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目前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船载文物丰富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2022年11月21日，古船成功实施了整体打捞，开启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新阶段。

2015年，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上海市文物局组织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单位在长江口崇明横沙水域开展水下考古重点调查时，通过声呐扫测等技术发现了一艘木质古船，考古编号为“长江口二号”。为进一步摸清长江口二号古船的性质和年代，从2016年开始，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上海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等国内专业机构，每年对古船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和多学科研究。

古船模拟图

2022年11月21日凌晨0时40分，长江口横沙水域见证了中国水下考古新的历史性突破，22根巨型弧形梁组成的长48米、宽19米、高9米、重约8800吨的沉箱装载着古船，经过近4个多小时水下持续提升后，在打捞工程船“奋力轮”中部月池缓缓露出水面，古船桅杆清晰可见，古船时隔150多年重见天日。几天后，长江口二号古船将被“奋力轮”带入杨浦上海船厂旧址1号船坞，开启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新阶段。

古船遗址水域打捞现场

清同治景德镇窑粉彩二甲传胪图杯

清同治景德镇窑绿釉杯

长江口二号古船是中国水下考古又一里程碑式的重大发现，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为完整、船载文物丰富的古代木质沉船之一，填补了我国清代晚期大型木帆船研究空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同时，长江口二号也是水下考古工作者在全国水下文物普查期间首次主动发现并进行考古调查的古船，船体的完整性和丰富的船载文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造船史、航运史、陶瓷史、经济史等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提取出土

12月3日，“郧县人”3号头骨在湖北郧阳学堂梁子遗址被顺利提取出土，进入修复和研究环节。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十堰市郧阳区，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型旷野遗址。1989年、1990年，学堂梁子遗址先后出土2具古人类头骨化石，年代距今80万年至110万左右，属于直立人，被学术界命名为“郧县人”。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1年以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学堂梁子遗址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

3号头骨化石，距此前2具头骨化石出土地点约35米，发现于距地表深约0.62米的文化层。“郧县人”处于直立人演化历程的关键节点上，3号头骨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化石，是探讨直立人演化及其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起源与发展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