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在测绘拍摄高颐阙
高颐阙拓片“周公辅成王”
高祖斩蛇浮雕
《鲁迅家庭大相簿》里的鲁迅(二排,中)1917年摄
2018年9月11日至12月11日,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等共同主办的“汉石墨韵——鲁迅与汉画像石拓片展”在上海开展。该展览以“大汉遗珍——汉代画像石”、“别具慧眼——鲁迅关注的汉画像石拓片”、“参酌·融合——鲁迅研究与应用汉画像”三个部分,共展出汉画像石、汉画像石拓本及仿真复制件等155件。其中,鲁迅收藏的汉画像石拓片、研究手稿等37件,许多展品都是首次公开亮相,让人们领略2000多年前汉代石刻的艺术风采和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姿。本次展览还首次集中展出了颇多珍贵的鲁迅手稿,这些手稿是鲁迅对汉画像收藏、研究与应用领域的充分展示,汇聚国内多家博物馆的馆藏精品。
历代金石学中的瑰宝
据《鲁迅日记》等相关资料记载,1913年9月11日,鲁迅收到10枚山东画像石刻拓本。此后,鲁迅开始收集、研究汉画像。
1917年2月,鲁迅收到朋友王叔钧的高颐阙拓片——
“四日 晴。星期休息。上午得二弟信,正月卅一日发(七)。得宋知方信,同日上虞发。午后往季巿寓,即出。往通俗教育研究会茶话会,观所列字画。下午游留黎厂,买《中国名画》第十九集一册,一元五角。晚吴一斋来。夜商契衡来。”
“五日 晴。午往中央公园,饭已赴午门阅屋宇,谓将作图书馆也,同行者部员共六人。王叔钧持赠《李业阙》拓本一枚,《高颐阙》四枚,画象二十五枚,檐首字二十四小方,《贾公阙》一枚,云是当地刘履阶念祖所予。”
鲁迅在同年的书账中记录:
李业阙一枚 王叔钧赠 二月五日
高颐阙 大小五十三枚 同上
贾公阙一枚 同上
……
原来,对于精美汉画像拓片的搜集,伴随了大文豪鲁迅的一生:鲁迅一生收藏历代各种拓本6000余张,其中汉画像石拓本600余张,涉及地区有山东、河南、江苏、四川,画像内容有历史人物故事、车马出行、乐舞百戏、铺首衔环、神仙神兽等。其中,包括鲁迅收藏的高颐阙4枚,画像25枚,檐首字24小方,共计53枚!
在国家图书馆藏的鲁迅手绘高颐阙图中,鲁迅用他的画笔勾勒出高颐阙的神形体态,以及阙上栩栩如生的车马人物。鲁迅还在注文中说,“此阙顶倒埋土中甚深,无人掘出,故不能拓印。”
实际上,早在宋代,与欧阳修、赵明诚并称为“宋代金石三大家”之一的南宋著名的金石学家、诗人洪适就对高颐阙有过详细的记录与研究。
洪适一生诗文论著甚多,曾留下很多名篇,四方传诵。洪适在其著作《隶释》(共20卷)中,对高颐阙录有其阙文,还专门撰写了跋文。
益州太守高颐二阙:
“汉故益州太守武阴令上计史举孝廉诸部从事高颐字贯方”、“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囗(缺一字)”。
洪适还考证,高颐东、西二阙,实应为一人之阙。
他在《隶释卷第十三》中说:“右益州太守高颐二阙,今在雅州,高颐字贯方,有墓碑载其历北部府丞广汉属国都尉益州太守,以献帝建安十四年卒,碑石沦碎,官不尽见。此两阙一有高君名字,一不称名。而此阙其一,子所见六十年前石刻贯字之旁,刻云缺一字。近世所见,乃有以光字补之者。此一阙虽无颐之名,而阴平北府皆见之。碑志可据,则两者皆高颐之阙也。汉字缘边属国无阴平,惟广汉有阴平道,前书注阴平云北部都尉。治墓阙所以书广汉为阴平者,指其理所也。”
洪适在所著的《隶释·益州太守高颐碑》中说:“君讳颐字贯方,其先出自帝颛顼之苗胄裔乎……建安十四年八月卒,臣吏播举而悲叫,黎庶踊泣而忉怛,追恩念义。”
原来,在高颐墓阙周围出土的高颐碑铭,意思是称赞高颐“亲贤乐善”,“法萧曹之兀要,求由之政事”,即是赞扬他高举萧何曹参的法制旗帜,胸怀冉求子路的政治抱负,跟宓子贱一样能干,像李牧一样守边,说明他能力超群,吏治清明,讲求法治,刚直不阿,造福一方百姓,深受百姓爱戴。
洪适所作的考证,和《隶释》所记载的高颐阙文字,为后来研究高颐阙的众多专家学者提供了重要文字材料,众多学者也将洪适传播高颐阙这处精品汉阙的《隶释》奉为经典之作。
清代的《雅州府志》,也将高颐的事迹列入《名宦》、《乡贤》篇内——
“汉高颐,郡人任益州太守。”
“汉高颐,郡人,与子文玉一门两举孝廉。”
“称仁诵义,名教赖以纲维;抱德怀才,桑梓资之矜式。夫固得门而入,光分俎豆之香;抑既望以趋,礼重春秋之荐。则署其名,纪其事,岂惟崇德报功。登之枣、绣之梨,亦云守先待后,雅郡先民大有造于后人者,何可忘也。”在《雅州府志》中,编者将高颐的事迹,尊列为雅州乡贤第一人。
据文献资料记载,高颐阙阙身有三车导从,车前为伍伯、骑吹、骑吏等马车出行图。其上共分为五层:
第一层南北两面各浮雕一饕餮,南面的口衔鱼,北面的口衔蛇。转角大斗下均雕一角神,背负楼部。
第二层浮雕内容有“季札挂剑”、“师旷鼓琴”、“张良椎秦皇”等历史故事,以及神话故事传说中的九尾狐、三足乌、黄帝遗玄珠等。
据相关研究资料称,高颐阙上的神话传说中,关于九尾狐,“先秦时代,狐被视为瑞兽,世平则出为瑞也。”其祥瑞的内涵有二,一是为王称帝,国家昌盛之兆,二是婚姻爱情之兆。
还有研究资料称,汉代班固《白虎通义》以狐为兆示“子孙繁息”之德兽,从而为后世以狐之性能比喻人类性爱魅力,埋下伏笔。至于阙上的三足乌,被认为是太阳鸟,古代传说曾经有十只,曾因土地干旱民不聊生,被后羿射杀九只后,仅存的这一只鸟便不再昼夜照射,而改为仅仅白昼照射,让庄稼和百姓都有养息的机会。
第三层为人兽相斗的图案花纹。
第四层上大下小,四面向外倾斜,浮雕有“神荼”、“郁垒”、“吴姬天门”、“飞黄”、天马、龙、虎等。
第五层四面雕成枋头24个。楼部以上,是用四石雕成有五脊重檐的阙顶,正中脊部刻一鲲鹏。副阙与主阙结构基本相同,顶为单檐庑殿式。整个阙的轮廓曲折而有变化,雕刻华丽细致,被誉“汉艺精粹”。
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汉阙
据《雅安地区文物志》记载称,东汉高颐的墓碑,立于建安十四年。宋代至和间(公元1054-1055)严道知县李纬建景贤堂时,益州太守高颐碑从高颐墓地迁至其内保护。清光绪年间,雅州知府重建景贤堂,并改名为汉高孝廉祠。黄庭坚的十七世孙、雅州知府黄云鹄也曾题撰高颐阙碑,后来黄云鹄题碑也一并收藏进入在高颐阙内保护。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在历史上曾经有许多知名人士前往高颐阙考察——
民国年三年的1914年夏天,法国考古学者维克多·谢阁兰来到雅安,并专程前往高颐阙拍摄。当时,在一片长势茂盛的玉米地里,高颐阙的辟邪、天禄石兽被随意放置在一旁,并未引起当地人们的保护重视。
1939年8月17日,孙明经抵达雅安姚桥,并拍摄下高贯光、高贯方墓前的汉阙及周边环境——
这里的汉代石质牌坊式汉阙共有东西二阙。东阙仅存阙身,西阙保存较好。西阙高5.86米,阔1.63米,其上所雕枋子、斗拱、棱角犹新。阙身到屋檐,用五层石块逐渐向外挑出。石块上的雕刻是此阙的重要部分,阳刻图案尽显汉文化特色——服装、车驾随从、仪仗队式等,细节详尽,雕刻优美,保存相对完好。
“雅安自古人文荟萃,汉代高贯光、高贯方兄弟,皆举孝廉,官至太守。其时阙犹存,上有汉代阳刻图案,古意盎然。”在撰写的电影说明中,“中国电影之父”孙明经写道。
在高颐阙,孙明经共拍摄照片18幅,其中11幅为特写和大特写,可见他对汉阙的重视和对细节的偏爱。
孙明经在他的详细考察中记述说——
高颐字贯光,曾任益州太守等职,因政绩显著,卒后,汉皇敕建阙以表其功。高贯光阙建于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东西二阙相距13.6米。东阙仅存阙身,阙身北面刻隶书铭文“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贯光”。西阙共13层,阙用红砂石英岩石叠砌,阙顶仿汉代木结构建筑,有角柱、枋斗,阙顶正脊当中雕朱雀口衔组绶,此浮雕影像清晰,想象丰富,动态鲜明,头角处理得宜,为古浮雕中杰作。
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与孙明经拍摄高颐阙相隔不久,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林徽因也来到高颐阙,对这座古老的汉阙进行测量。
1939年9月初,梁思成和刘敦桢及营造学社专家等一行到达重庆,先是对重庆、成都及其周边的古建筑进行了考察。由于日军当时正在对中国的抗战大后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梁思成的考察只能在防空警报的间隙中紧张进行。
1939年10月,梁思成一行结束了在成渝两地的考察后,直到1940年2月,他们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陕公路沿线、嘉陵江沿岸,遍访雅安、乐山、宜宾、广元等地,跑遍了大半个四川。
1939年10月20日前后,梁思成对雅安的汉代石阙——高颐阙进行了用工画图,还作了多方位的拍照,用珍贵的影像记录下高颐阙当年的样貌。
在《中国建筑史》、《西南建筑图说》、《中国古代建筑二十讲》、《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图集》等著作中,梁思成都对雅安高颐阙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在随同梁思成拍摄画图的工作中,林徽因还放下大家闺秀的架子,在石阙上爬上爬下,用精细的画图记录下高颐阙的每一个细节。她与梁思成在调查中发现的汉阙、崖墓、崖刻,大大填补了建筑史中汉唐阶段的研究空白。
“雅安的高颐阙,是四川汉阙中保存最完好、雕塑最精美、阙主人及阙龄最为准确的珍贵文物古迹,具有相当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历史学家范文澜、美学家王朝闻等,都从自己专业学术研究的角度,对高颐阙高度评价和肯定。
鲁迅则说:“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将高颐墓阙及石刻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过去几百年来,一直都有金石爱好者到高颐阙去参观考察和拓印拓片。现在,高颐阙已经不再容许进行摹拓,高颐阙的早期拓片更是一拓难求。”据一位高颐阙守护人员介绍,现在高颐阙安装了全天候的视频监控系统,已经实行24小时无间隙对高颐阙进行监控保护。
雅安日报/北纬网记者 罗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