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区古运河：蔡河与惠民河的漕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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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阳区古运河：蔡河与惠民河的漕运历史

时代变迁，王朝更迭。如今千年淮阳古运河虽然清波无寻，但是遗址犹在，因蔡河的脉动而生长勃兴的中原水城——淮阳，却在宏阔的历史进程中几经兴衰，给我们展示漕运时代淡退与江海开放时代崛起的悠远轨迹。

蔡河历史和北宋的国祚息息相关，最浓墨重彩的部分，还是北宋最繁华鼎盛的时代。北宋朝廷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先后开凿、疏浚汴河、惠民河、广济渠，连同黄河，并称“漕运四渠”，形成了以东京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交通网。宋太宗太平天国元年（976年），时任陈蔡都巡检使的符昭愿（淮阳人），率兵卒丁夫西起颍水自合流镇东，开河抵长平镇，把颍水与蔡水沟通。真宗、仁宗时期，对这一工程进行了重修。

说到符昭愿，有一段题外话。这位“继承三王圣贤，效仿三后友悌，富贵却不骄傲，谦恭又有礼仪”历经四朝元老的符昭愿，确实是历史长河中难得一见的牛人一枚。史载，他在知并州期间，治理太原地区战乱带来的创伤，安抚百姓，发展生产，充实粮仓，在晋阳城旧址北25公里的唐明镇首建太原城。据他的墓志铭记载，他“幼时身居高位，晚年节度封号”，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善始善终的功勋元老。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于大流堰穿渠，置二斗门，引沙河以漕京师”，即是引合流镇南的沙河入颍河，再沿已开的合流镇至长平镇的渠道入蔡河。天圣二年（1024年）二月，“重修许州合流镇大河堰斗门，创开减水河通漕”。继续利用颍河通蔡河，对原有渠道工程进行重修。这是自战国鸿沟开凿以来，沙颍河流域最大的一次人工改造工程，并且使用的时间较长，1071年七月，苏轼离开汴京前往陈州，舟行途中还作诗“颍水非汉水，亦作蒲萄绿”，可见当时济蔡的为颍水。

清明上河图反应的宋代航运

放眼蔡河两岸，土地肥沃，宜谷宜麦，辅以水运舟车通达，豫东平原日渐繁荣，进而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宋时的运河被视为立国之本和京城命脉。为更大程度地满足漕运水位需要，在惠民河上开始设置斗门，调节水量和控制舟楫往来。《宋史·河渠志》：“犹以其浅涸，故植木横栈，栈为水之节，启闭以时”，用简易的蓄水木结构的节制闸控制河水，算得上当时解决河枯水浅航行困难的良策，被普遍使用。《汴京遗迹》（卷七）说，“惠济闸在陈州门外，……俱为蔡河而设。”1071年苏轼赴陈所作“船留村市闹，闸发寒波涨”就是对当时简易船闸的真实写照。

农耕文明时代，一座城市的崛起与兴盛需要诸多要素，而其中天时、地利是不可或缺的。有了充沛的水源，畅通的航道，大量粮食和钱帛盐茶、薪炭等物资由惠民河直运京师开封，惠民河漕运也迎来发展的春天。《宋史·史货志》载，开宝五年（972年），“率汴、蔡两河公私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太平天国六年（981年），惠民河漕运数额增为“粟四十万石，菽二十万石”。景德四年（1007年），漕运“上供年额”定“惠民河六十万石”。治平二年（1065年），惠民河“漕运至京师”的数额为“二十六万七千石”。这条漕道为输纳京西及淮南二路物资，巩固中央集权，活跃京畿贸易，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宋代惠民河示意图

漕运、盐业，这些依托于古运河交通要津的产业集聚，有力地带动了陈州、朱仙镇等沿河中小城市的繁荣发展。但是，在惠民河漕运繁荣的背后，陈州一带却为之承受着洪水频发的灾难。由于扩大了惠民河的水源，众多的河流汇入了颍河，每当夏秋之间汛期到来时，颍河洪水暴涨，使地势低洼的陈州一带溢流成灾。这也促成了陈州城内抬城基，中间取土，外筑高堰的局面，在北宋初具雏形，金代晚期形成淮阳万亩龙湖的原因。

北宋末年，中原航运网逐渐衰落，靖康元年（1125年）金兵入侵，中原漕运不通。北宋亡于金后，南宋偏安一隅，中原一带战事不断，惠民河等中原漕运通道昔日水运盛况不再，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抵御又一次南下逼近的金军，在滑州（今河南滑县）掘开黄河大堤，结果未能阻挡住金人，却开启了人为借力黄河决口的恶例。此后的65年间，黄河入淮8次，平均每8年一次。

命运多舛，世事无常。频发的战争与黄河决堤的洪水，再次阻碍了开封、陈州等城市的繁荣发展。古老的河流在胡马悲鸣、铁血残阳中呜咽…….繁荣的大梁（开封）又一次在无尽的悲怆中衰落了。

黄河改道后，入淮通道迁移不定，或泗水、或涡水、或颖水，到元代蔡河已淤为悬河，明以后屡为黄河决流所夺。直到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总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驯四次主持治河工程，才彻底扭转了黄河下游河道“忽东忽西，靡有定向”的混乱局面。但蔡河大部分河道已经淤塞，部分已无迹可寻，开封间故道尽归填淤，仅残存淮阳以下入颍一段。

《顺治十七年陈州志》记载，淮阳段蔡河“明初犹置七闸，以通舟楫，其渠自州城西北，迳太昊陵前而东，至护城堤东北隅，折而南受七里河水，又南合于枯河，东南迳冯唐店西，又东南至鲁台集，南合黄河故道，又东南至故项城县西注颖，即大北关之河也。以上引蔡水，故亦名蔡河。”《乾隆十二年陈州府志》又载，“乾隆九年浚。”这说明蔡河在淮阳城通往颍河的这一段，明初乃至乾隆年间通过船闸，依然发挥着航运的作用。

虽然淮阳段蔡河在明清（乾隆）时仍通舟楫，但往上已然断流，无法和黄河再行有效连通。加之宋末以来，历经宋、金、元长期战乱，黄河河道变迁剧烈，洪水灾害频仍。华北一带经济萧条，粮食物资贫乏，元京都百万人口和京畿大量驻军的生活供给，都须从南方运来，重整南北运河已势在必行。为了尽快堵塞黄河决口，使会通河免遭破坏，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朝廷力排众议，以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征发河南、山东15万民工与2万士兵，开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

贾鲁采取疏浚和堵塞并举的方法，并首次采用沉船法，最终堵住了决口，黄河洪水对会通河的威胁得以解除。为了重新沟通东南漕运，在汴、蔡河流的基础上，开通了贾鲁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黄河在开封北面的仪塘湾决口，汴、蔡河流相继淤塞。江淮漕路断绝。加上开封以西的京、索、郑诸水的不能宣泄，为害甚大，为了开通漕路并宣泄沥涝，工程尚书、总治河防使贾鲁主持疏通汴河、蔡河，挽黄河向东南流，从今兰考县东流出，经商丘北至徐州入泗，由泗入淮。

当战争的硝烟散去，漕运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能再次凸显出来。到了明代，一度衰落的开封重新崛起成为中原地区最繁华的城市，“势若两京”，“大梁（开封）为中原上腆，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车市舶，鳞次而至大梁门外，联轴接捆，旅邸栉比，居然一都会。”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黄河决荥泽孙家渡口(今郑州西北)。弘治间，都御史刘大夏等人从孙家渡引黄河水东南流，沿宋代汴水的上游，下接蔡河故道，经郑州北、中牟县入开封，下接西蔡河故道，经朱仙镇、入尉氏，由白潭入扶沟县，接东蔡河故道，至周口市川汇区汇入颍水。这条明清时期繁盛，等于淮阳这一段原蔡运河的位置西迁了二、三十公里，替代了黄淮间漕运中枢之一淮阳的地位，带来了现代周口的运河，并非完全由贾鲁所开，但此之前，贾鲁曾主持疏浚过汴、蔡等河段，后人纪念，全段被称为贾鲁河。

清乾隆、嘉庆之前(清代贾鲁河的上游不接黄河，而是以京、索、须水为源)，贾鲁河深、广(宽约30米，深约6米)，舟楫如林，为南北漕运干线，江淮物资除由海运转输华北外，一部分由长江入淮，溯贾鲁河，至黄河流域的华北各地。

清朝更多的是延续了明朝闭关自守的模式。怡然地坐拥着运河漕运带来的繁华与富足。而当一个国家狭隘地沉浸在所属地域的视野中，固守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空间，必然会丧失辉煌的未来，所不同的只是时间长度而已。乾、嘉以后，因黄河决口泛滥，贾鲁河淤塞严重，加上海运的发展，会通河的开通，南北交通逐渐不走贾鲁河。清末铁路开通，交通地理形势大变，贾鲁河终于废弃。今天的贾鲁河，是1938年黄河决园口后，经疏浚而成的新道。河道由扶沟县吕潭镇西改道至扶沟城东关，木帆船可驶至扶沟。清中晚期以后，伴随朝廷腐败、官吏贪腐，漕运由治而乱，衰像已现。至清末，国家内忧外患，黄河形势日趋恶化，运河漕运基本中断。

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再次决堤，水淹开封城达八个月之久。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黄河又决堤冲毁了开封复兴的希望所在——朱仙镇。致使贾鲁河“河身淤成平陆，河身以上又淤高丈许，朱仙镇民房冲去大半。”朱仙镇被黄河冲毁后，周家口（今周口市）仍然通过颖河，勉强维系着与江淮地区的联系，但随着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时期航海时代的到来，即使是一度风光数百年的京杭大运河沿线，也逐渐沉寂了下来。1901年运河漕运停止。至此，清代通州学正尹澍笔下“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的漕运盛景不复存在，沦为回忆。

建国初，省、地交通部门和当地政府组织民工治理河道，恢复通航。1958年，扶沟县城北关修建一座17孔拦河闸，航运从此中断。但周口因航运已成中州四大名镇之一，且尚有沙颖河通航之利，现在依然为能通江达海的河南唯一的内陆港。

对于古运河乃至开封的陨落，在1923年，曾到河南开封等地的康有为就非常感慨。后来，他写了一幅对联：“东京梦华销尽，徒叹城郭犹是，人民已非。中天台观高寒，但见白日悠悠，黄河滚滚。”那个曾经承载着无数往事的鸿沟乃至古蔡河，早已辉煌不再。

历史没有如果，时光不能倒流。沧桑的故事和唏嘘的怀旧，总是来自岁月流过的痕迹。明万历四年《修羲皇陵庙记》：“太昊陵在今陈州之西北三里……蔡水经其前东汇为池，即白龟献瑞处。”橹摇帆过、桨声灯影，古庙巍峨、龙湖浩荡……梦里画面，依稀可辨。两千多年以来，蔡水在太昊陵前缓缓而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黄淮之间的纽带，见证着黄河文明的兴衰繁盛，多少像秦始皇、刘邦、项羽、汲黯、苏轼、文同那样的英雄豪杰、文人政客、才子佳人在这条已经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运河上，留下了无数金戈铁马、悲欢离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