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竹林中的诗画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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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风骨：竹林中的诗画人生

中国历史，多有乱世。魏晋之后，凡乱世必盛谈魏晋竹林风骨。

竹，一种何等神奇的精灵！驻足于丛竹之间，那直如刺、斜如倾的神韵，那错落有致、雅洁不染的气质，特别是逸竹横空一撇的情态，总教人浮想联翩，但倘要表达，又堕入一种“见意已忘言”的快意之中。历史的各风，依旧吹拂着今天的竹林。而在东晋时期的某一天，“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聚到茂林修竹之下，“肆意酣畅”。“竹林七贤”的名字，虽然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他们的故事代表中国却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

从此，竹，在中国思想史上，承载了一种全新的精神意蕴。

我们只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哆哆嗦嗦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人们都会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像虱子一样活着，才叫真正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首先让人感到怪异的，大概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涏官场、躲避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曾躲过官职任命，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

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与那个已经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关系，比阮籍还要直接。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嵇康比阮籍更开明、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心惊肉跳：“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都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声调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伶仃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当时就人人称赞他的品格“如璞玉浑金”。他与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观念却不强烈，对朝廷、对礼教、对前后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种温和友好的关系。他并不庸俗，又忠于友谊，有长者风，是一个很靠得信的朋友。

嵇康的绝交书公布天下之后，山涛毫无反应，一直保持缄默，这是一份心知肚明的默契。后人有理由认为，嵇康以痛哭来对故友言明归隐，为保全山涛，决意以“绝交”表明心迹，他们是在真正的互相理解，他们才是真正的朋友互救。他们的交流不是用语言，而是用心，他们的心灵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深深契合。为了这份友谊，山涛几乎承担了千百年的鄙夷与尴尬而没有半句辩解，他千百年的无声使嵇康不再孤独。

帮着嵇康一起打铁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心存畏惧，接受司马氏的召唤而做官。在赴京城洛阳途中，绕道前往嵇康旧居凭吊。当时正值黄昏，寒冷彻骨，从邻居房舍中付出呜咽的笛声，向秀追思过去几个朋友在这里欢聚饮宴的情景，不胜感慨，写了《思旧赋》。写得很短，刚刚开头就煞了尾。向秀后来做官做到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但据说他在官位上并不做实际事情，只是避祸而已。

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

刘伶身高仅六尺，即一米四，其貌极其丑陋。行为举止诡异放纵，放荡荒唐和玩世不恭。刘伶把天当作账幕，以云为被子，把大地当作席子，以太阳为门，以月亮为窗。其性情豪放，胸襟开阔，放情肆意，不拘小节，喜好独自游玩。他常乘鹿车，手提一壶酒，命仆人握锄头跟随其后，并说，若他醉死了，便就地把他给埋葬了。而不住寂寞的刘伶，饮酒过量，酣醉死于峄北群山间。

阮咸死时以琵琶殉葬，作为惟一的知己，这种艺术之情使他恒常令人怀念。这个狂浪不羁的阮咸已经远去了千百年，但是因为他的琵琶，而在历史中取得了一席永不磨灭的位置。经过时空一再的洗炼，我们虽无幸重聆阮咸的丝竹之音，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一颗伟大的艺术心灵不朽。艺术心灵的伟大，纵使在地下数百年，纵使他手中的乐器弦败质朽，却仍然能在时空中放光，精灿夺目。

或许竹林名士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群放诞不羁的疯子，在历史的舞台上不屑与别人为伍，赤身裸形、狂饮烂醉地表演。但当我们的眼光，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却可以发现，他们在一种分裂之中——心理模式与行为模式的紧张和分裂。行为模式即可以是心理模式的表现，同时也可以是心理模式的反动。正因如此，儒与道的两种完全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相互对立的精神感受，才会常常交替着，又协调着，不经意间融入中国文人的骨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魏晋乃是儒道精神的第一次全面融合时期。阳与阴，猛烈与温顺，坚持与随和，激烈地冲突、整合、交融，貌似变态的异端行动，却从精神上开拓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从此，竹，作为一种大自然特为人设的艺术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学意义。

“忧“，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竹林七贤的放荡不羁的外表下，隐伏着的是强烈的忧国居民的儒家入世情怀。面对统治如墨般的黑暗，人民痛苦的挣扎，他们的良知时时痛鞭着他们的心灵。人生的苦难，真真切切地展现在自己的眼前，压在自己的肩上，熨在自己的胸口，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点透出光明的希望，让们们担负起国计民生！嵇康二十年“未曾见喜怒之色”。向秀的“思旧赋”，刚刚开了个头就匆匆煞了尾。他们内心的愤怒、痛苦、压仰、悲悯，哪里也轻易显形于色！然而，对人的尊严如洁癖一般的坚守，使他们鄙视敌对权力者及其附庸，由此也决定了他们痛苦而绝望的命运。

极度的无奈，极度的痛苦，深重的绝望；担负苍生的抱负，对黑暗的愤怒与对权势的反叛，没有以一种公然敌对的开工宣泄出来——因为活着已经是一种铁定的现实——而代之以一种傲然否定一切、嘲笑一切、玩弄一切的心理，并由此表现出来各种各样被常人视为变态的异端行为。虚无、随便、放纵竟成为这批最热烈、最具正义感的竹林狂人的主要特征。酒几乎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刘伶，在做过《酒德颂》的狂夫，这“放浪形骸”的始祖，乘坐马车，酣饮不休，且备锄头于车上，对仆从说：“死则葬我。”所以有了他的醉死。

在人类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社会陷入整体性癫狂状态，经受了历史精神的洗礼的清醒者、理智者、批判者便不得不被视为患虚妄症、自大狂的疯子，立即被“正常”的人们从同类中排队出去，遭受各种各样非人的摧残、打击、迫害。一个从满本子“仁义道德”的书缝中只看出“吃人”两个字的人，必定逃不了被满口仁义道德的民众吃掉的命运。而只有当历史的良知，不经意地从湮没了血火的烟尘中回头一望，才蓦然发现，十字架上的朽骨、耻辱柱上的精魂、朝圣路上的魔鬼，早已化作一颗颗璀璨的明星，以它们耀目的光亮，抚慰着这片无望的大地，那些曾经的疯子、狂人、异端、公敌，早已成为人类前进的先驱、旗手，成为因坚守良知而绝望着的人们坚守良知、反抗绝望的精神力量——这些人注定将来也要加入群星的行列。

对同类、生命的博大而绚丽的爱，使他们把他们的热血与绝望、悲悯和痛苦，直至他们的生命，献祭给他们如星空般灿烂的理想，献祭于历史的祭坛，献祭给令他们绝望的同类——他们以一连串的失败、死亡的事实，昭示他们确实在这无望的世界中存在过、坚持着，昭示着像寒夜的岩石一样冷硬的人间，还残留着一点点良知；他们更以他们的失败，向历史证明他们的时代荒诞不经、不可救药。

那狂醉在竹林之中的一群，他们的爱与绝望都是那样的丰富、强烈。他们的爱与良知是那样的充盈，以至于溢出他们心灵的容器，然而在没有尊严、正义与良知的黑暗而麻木的社会，他们的爱与良知却不时时自我压抑。只有大爱大恨的情感基调，才能导致大痛苦、大绝望、大欢乐的心理。他们以各种变态的行动，坚持着他们痛苦而绝望的清醒，体现着他们对尊严、正义与良知的坚守。他们以各种变态的行为，宣泄出他们的绝望与愤怒，剖露出他们高贵而苍凉的灵魂。

一切都充满了虚伪无耻，天地间充塞着卑劣、下贱、龌龊的空气！他们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是还与周围他们所鄙视的一群一起被称为人，并且还活在这本不愿来的是非人间，他们无法忍受与周围的肮脏的一群在同样的天空下存在着，无法忍受每天呼吸着那样下游下贱的空气，无法忍受自己沾染着同样下流下贱的灵魂。他们必须运用他们的每一条充满耻辱感与痛苦的神经，从每一步行动、每一次举止之中明明白白地昭示世人：无论如何，我与你们一切人根本上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我绝不屑与你们一切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