歙石瓜纹池随形砚

传统意义上的中式书房里，一定是备有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

古人对于生活的仪式感，对于今人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各种器物方面都有超乎平常的精致感，砚台就是其中之一。

在文房四宝中，以砚最经久耐用，故推为“文房四宝”之首。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云：“‘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收索，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

卭窑青釉多足砚

砚台历经秦汉、魏晋，至唐代起，各地相继发现适合制砚的石料，开始以石为主的砚台制作。

其中采用山东青州的红丝砚、广东端州的端石、安徽歙州的歙石及甘肃临洮的洮河石制作的砚台，被分别称作红丝砚、端砚、歙砚、洮河砚。后世人们便将红丝砚、端、歙、临洮砚称作四大名砚。

清末，人们又将山西的澄泥砚与端、歙、洮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砚。

古代文人终身与砚相伴，视砚为知己，留下了许多爱砚、赏砚，藏砚的佳话。同时历代文人墨客咏砚、赞砚、铭砚的大量诗文，也是砚文化的宝贵遗产。

欧谱铭红丝石桃式砚

砚的本义是指光滑的石头。汉代以前研墨的砚，都称“研”，是从原始社会一种研磨器演变而成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和姜寨遗址，都发现过石制的研磨器。

西汉后期，出现了琢制较为规整的带纹饰的砚，东汉时期则制作更趋精美，如盖上浮雕盘龙的石砚，通体鎏金、镶嵌彩石的铜盒石砚，都是汉砚中的精品。

但是汉代最常见的石砚还是一种长方形的平板砚。这种平板砚大小不一，有的装在砚盒内，出土时木质的砚盒大多巳朽坏。汉代还未出现块状成型的墨，使用墨丸，因而仍须借助研石在砚上研磨。

甘林瓦当砚

这种研石大多琢制成方形或圆形，考究的在背部还有雕饰。汉代的甲板砚，除研墨外，也研朱砂或黛青，朱砂用以点书，黛青则用以画眉。

砚面平滑无比，研石的底面也非常平滑，使研磨时滑利不涩。《说文解字》说：“砚，石滑也。”石滑，是为了利于研磨。

汉代除石砚外，还有陶砚，漆砚和铜砚等。形制除长方形的平板砚外，还有正方形、圆形和人物、动物之类的象形砚，其中圆形砚多带三足。

澄泥东坡鹅戏图砚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瓷业生产蓬勃发展，瓷砚亦作为新品种而兴起。

南北朝时的圆形瓷砚，砚面渐渐凸起，四周下陷，渐成隋唐“辟雍砚”的雏形。砚足也逐渐增多，一般为五足，也有六足、七足，以砚呈长条形，青石制。

这时的瓷砚多为早期越窑产品，以青瓷砚最常见，也有德清窑生产的黑瓷砚。这类瓷砚流行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石砚仍在生产，典型的作品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山土的方形四足砚，砚周浮雕人物，鸟兽等纹样，繁密精美，令人叹绝。

唐代国力强盛，政治、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全面繁荣，诗歌，书法、绘画的巨大成就，促进了文具的同步发展，在制砚方面也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端石月华砚砖

就砚的材质来说，除陶瓷外，还发现和采用了一些专用砚材，如端石、歙石，红丝石、洮河石、澄泥等。尤其是端石和歙石这两种优质砚材的发现和使用，揭开了中国砚史上“双峰并峙”的奇观序幕，奠定了端、歙、砚在砚史上的主角地位，其影响一直及于今天。

唐砚的形制也较前代多样化，常见的除辟雍砚外，还有箕形砚、凤字砚、龟形砚等。晚唐五代还出现了由箕形砚向抄手砚过渡的长方形双足砚。

宋代文化学术高度发达，文人学士们对文具的实用和审美要求也提高了。北宋诗人苏舜钦说：“笔砚精良，人生一乐。”

铜雀台瓦砚

书写之余，鉴赏和收藏名砚，成为文人的一大乐事，苏轼、米芾，黄庭坚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明清时期制砚业进入空前发展的繁荣期，有的还世代相传，成为制砚世家，如明末清初苏州顾氏一门四代皆为制砚名工(顾道人，顾圣之，顾启明、顾公望)，其中顾启明之妻邹氏，人称顾二娘，琢砚古雅而兼华美。尤享有盛誉。

明清时期，由于景德镇瓷业的高度发展，瓷砚的制作也焕发出新的光彩、青花、五彩，单色釉等，品种繁多，形制不一。有的还与笔杆、笔盒、笔筒、笔架、水盂、镇坻、墨床、糊斗等配制成套。宜兴的紫砂陶砚和其他文房用具，也别具雅韵，受人欢迎。

端石百禄砚

一般说，宋元以前的砚，着重于适用，装饰工艺并不特别讲究，可谓“直胜于文”。明清时期的砚，则不但求其适用，而且讲究装饰之美，实用与审美两端，逐渐向审美一端倾斜。

砚台的发展，也体现了人们审美的逐渐演变，也受但是政治和经济的影响。相较于可以长久保存的砚台，这种对于美的长久追求，才最令人动容。

主编／仓巴鹿人

图源/故宫博物院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