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这个概念是江浙的。川茶讲的是雨水。”

主笔|葛维樱

摄影|张雷

竹叶青基地，峨眉山四十二峰，产茶不过数峰而已（张雷 摄）

视野和海拔开始不断升高。从成都平原出发，两小时左右到达了蒲江茶产区，一路尚不觉地势有起伏，继续向龙门山系前进，顺河到达“百丈”这个《茶经》里的地名。漂亮的绿道在丘陵中蜿蜒，缓坡茶山开始以连片形式出现。眼前的景象变得有了想象中茶的样子，骑行游春的人追过我，去往拍摄《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片头的红草坪，和国家茶叶科技示范中心所在的牛碾坪。再往名山雅安方向前进，茶园消失，山中道路有时通有时断，眼前只见参天大树，却难觅茶树。这是中国中小叶茶的种源之地，给我指出这条路线的是四川农业大学茶学导师杜晓。

比北方早来45天的春季，2月以舒雅清淡的绿梅绽放为信号，粉梅开得遍地，到了3月，海棠、玉兰、桃杏梨李重重叠叠。岩壁之上，山隘之间，从来不曾以一望无垠的茶海示人，茶的形态远远比人能描述和想象的更自然多姿。“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四川峨嵋山，特有的海拔和气候令其成为中国茶叶的重要产地, 高而有仙气，美有了多样性（张雷 摄）

老川茶复兴

“高不盈尺，叶片细长，叶脉对分”，川茶种的特征说起来简单，要真找到完全对分的叶脉，倒真不易。虽然宋代就“岁产三千万斤”，川茶在历史上却没有肉眼可见的宏大规模。“四川茶和四川人一样，最大的特点是诚实。”杜晓告诉我，90年代之前，农民还不会用无性繁殖的扦插技术来种植茶，更不用说“良种化”的推广了。唐代起四川开辟大量人工种茶地，但大都在山中，那些浅丘茶实际上很晚近。

“你听到弹琴蛙的叫声了吗？”余正龙哄着我往上“再走几步”。“兜蕊咪发嗖拉稀！兜——”最后一个“兜”还要拖长些，峨眉山里有一种声调优美的弹琴蛙极珍稀。可爬山找茶一点也不轻松浪漫，四川的茶都是林间茶，看得到，要爬过去却费劲。余正龙是峨眉土生土长的农民，对山里繁茂的西梅树兴致勃勃。“西梅是头两年才新栽的，现在30块一斤。”茶树就在果园之下，山阳坡上的树荫正好给茶树提供了遮风挡雨的庇护和漫射光的滋养。淡紫色的兰花长在涧边，星星状的苔藓匍匐在地表潮湿的岩石表面，景色美得我忘记了气喘吁吁。我确实听到了蛙鸣，却不具有任何的曲调，余正龙很淡定，“再往里走一个半小时我保证你听到”。

馒头似的老川茶丛丛环抱，在峨眉山西北山脉之上，我到达了黑苞山。四川是中国茶叶原生种最大的基地，也是中国中小叶茶种的发源地。已故的茶史作者李家光，曾在九年前我第一次上蒙顶山时，对我感慨过，千年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流变，给四川留下茶的物质和精神传承，近几百年里逐渐被淡化了。当时蒙顶和峨眉的被认知度在我看来还远不及江浙，但是只不过9年时间，今日川茶之路却展现了新的样貌，让人想起了古代四川茶的鼎盛和底蕴。

蒲江成佳镇的五彩桂嫁接茶苗，嫩芽中带玫红色（张雷 摄）

“春天到了，草木萌生，人对自然百草发生兴趣，而茶从百草中脱颖而出。”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学科带头人谭继和细细给我分解了人与茶，尤其是川渝地区人与茶的关系。他告诉我，茶的发音来源于古代蜀方言的cha，脱胎于“葭萌”。而文字由秦灭蜀之后，才开始进入巴蜀。荼的发音和茶相差很大，到了汉代，荼才可以念“cha”。“蜀人作茶，吴人作茗。”晋代陆机写道。茶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吴人把“萌”字演变成为“茗”，有“早采为茶，晚采为茗”之说。

西南地区在汉代已经出现对茶的人工驯化，当时的佛教尚未进入中国。2000多年有意识的播种、栽培，历经时间的打磨，给川茶留下了最丰厚的物质的“家底”和精神的“成熟度”。

无论我喝到古法炮制的黄芽、农大教授培育的紫笋，还是茶农现在所做出的极棒的甘露，其中，总有一个若隐若现的时间线和文化线交相呼应。“我们的农民只会就近收母树的种子，然后种植在随便的田边、林边。”

从西汉开始，四川出现中国最早的人工植茶记录，到唐时，已经有了茶种这个专门的行业。唐以前，茶唯贵蜀中所产。蒙顶甘露、石花、紫笋等最古老的品种以外，唐代的川茶已经富有极多名品，“鸟嘴、片甲、蝉翼、小团、兽目、骑火”等等，而名茶山也从蒙顶、峨眉、青城一直扩大，出现了很多新的小产地。尽管上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调种的计划在四川省推广。但是历史上几千年来形成的茶的播种和繁育，却无意间造就了这个最大的，现在还至少有130万亩的老川茶“群体种”。

“杠上花”是余正龙心爱的一只已经瞎了却欢天喜地的小狗。我们来了它就自动往山里跑去，而且偏偏就知道，停在一株“白芽”前面等着。这植物活生生的，一棵峨眉特有的雪芽被黑色的遮光布稍微挡了一下。农民刨地的时候伤害了这棵茶树的根，茶树僵了一半，今春有意维护起来了，也告知过往的人们心疼它。

“峨眉雪芽”是历史上四川名种之一。“一年白，二年绿”，自有一套生长规律。奇怪的是，与之相隔不远，紫芽也是老川茶种，更不用说满山的这叶子大小、品类和口味都完全不同的茶树。

“老川茶只是一个群体的概念，正因为没有使用无性系良种来保证种的纯正，所以茶的品种极杂。”杜晓告诉我，老川茶是中小叶种，也就是说，在绿茶中，无论怎么做，采用多么细嫩的芽头，都显得肥大、粗壮。川茶叶片的大小，介于云南和江浙之间，“大叶是比较原始的茶种，经过演变，中途发生了分支，四川气候开始寒冷，从江北到江南，中小叶、小叶开始出现了分化。”

农大实验室的边老师给我泡了一个杜晓做的老川茶的北川早茶，那芽叶一舒展，确实胖，而且杯泡法也是为了要茶叶沉底。香气轻浮，滋味醇美，这只是最普通的绿茶，杜晓也并没什么秘密工艺。这里出产的好茶多，绿茶应该才是主力。四川的绿茶从来没有要求叶片精细，“我们喜欢马上沉底，这样用盖碗喝起来方便。”

既然有这么好的茶种，为什么成都“啖三花”的印象如此深刻呢？从西汉到唐宋，四川茶贡往陕西，直到京杭大运河开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四川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边缘化的四川和四川茶，大多数成为宋代开始的“以茶治边”的利器。茶和盐一样，中国的交子、飞钱，正是茶政的结果，也都诞生于四川。茶马交易的产量巨大，为了财税来源和边疆稳定，四川茶被政府人为定下了“重量不重工艺”的方向。花茶本来并不是精细的工艺，历史上绿茶的工艺被缩减到了很小的范围里，而原料多、加工技术低，导致绿茶马上就会变黄，因此才以花茶的形式来附加香气。杜晓说，70年代的“三花茶”就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口味跟现在的特级“三花”比毫不逊色，而绿茶工艺这些年却整个提高了。

三花茶，最地道的成都味（张雷 摄）

虽然产量巨大，90年代以前，四川生产的茶还不够四川人喝，“不仅是花茶生产大省，我们也是消费大省。”川渝地区的饮茶习惯平民化到了极致。我到蒲江的三花茶厂，这个1951年创立的花茶厂原本在成都市区，因为“东迁”被移到了原来蒲江的生产车间。三花茶厂的茶原料用蒲江本地的绿茶，当地也是历史名品“绿昌明”的产地。我们在三花喝到的花茶，是把茶叶送到广西去窨制，一斤茶至少用7斤花，因此香气不走，花香持久得惊人。四川最有名的茉莉产区犍为，这些年开始受到小众玩家的关注，因为量少所以价格开始飙涨，而广西却是全中国最大的茉莉花茶的产地。计划经济时代花茶销往三北市场最多，然而四川花茶却远不如福建那样销路广泛。

老川茶的“即山树茶”的种植，不对小环境做精致要求的“艰苦”品性，保证了极大的产量和不高的价格。因此四川人对茶的态度，至今随意轻松，从不以奇货可居的态度和来人交谈。甚至，大量小茶农的价格都在一个公约数范围里，对待几十年的老客户、我这样偶然来访的人和打着任何名头来的人一样，今年的定价相当统一。

但是所有的人都向我展示着新的实验品。“找到什么茶树，让谁制了一点，到底发酵不发酵，蜜味好不好。”从80年代开始，爱茶的人最先开始在工艺上下工夫。当我真正采访了现在甘露、黄芽等顶尖高手，才发现，高超的制茶工艺并没有断绝，而是进入了一条隐秘的川茶传承路线。他们言必称“师父、师叔、师兄”，并且互相像暗号一样对应着。

蒙顶山的茶农不愁销路，来买茶的大多是老茶客（张雷 摄）

茵花啜茗茶家乐

从春天开始，山林溪水就成了四川人喝茶的秘境：三两人一桌，无关琴棋书画，却小桥流水，风日晴和，心手闲适，连个抄手机的都没有。水竹幽茂，打牌者众，瞌睡者亦有，在松荫下午餐，饱后，穿万松中，山林内，茶铺煮新茶以供。晚上大抵都是不回城的，四川的农家乐大都以“包茶”作为招牌。晚上至桃花下，月色朗耀，花香熏人，“茵花啜茗”，彼此畅适。

“中国人早已经不再把茶当作美学理念，而只是一种美味的饮料，贯穿于生活。”祁和辉是四川民族大学的中文系名教授，杜甫学会的会长，她对我说起茶的好，富诗情与人情。“‘文革’后期我们这些偏远地方的文化干部，那个时候什么事情也不能做，喝茶、做茶就成了一个私密的乐趣。”徐金华年逾古稀，声音洪亮神清气朗，这位‘碧潭飘雪’的创始人，70年代末还是新津县文化局长，完全是自己在家里窨花茶玩。“我去四川所有的山头收绿茶，当时量很小，回来我和夫人种了三亩茉莉，花大半丢弃，要取那将开未开之际的花骨朵，自己做。”

“我坐在树下，夕阳时分，看着他夫人将采集的大量茉莉花一簸箩地撮成堆，在花山面前，陶醉不已。”祁和辉说，徐金华茶做得好，是知识分子小圈子里，几十年前就达成的共识。“他不卖，只送，我们谁要喝茶，吃鱼，就去徐大哥家。”有意思的是，徐金华有许多徒弟，认真去做了茶叶这一行的却很少。包括他自己，为“碧潭飘雪”现在也只是做做技术顾问、写写文章。爱玩茶而且玩出了高水平，但这在他们“以茶会友”的几十年里极其次要。“中国人喝茶讲究的是和、礼、亲、品，茶更像是一个媒介。”

“成都与江南都是市民生活发源之地。”茶风在四川与江南的区别，在于天然的地理环境和神奇的自然生态。祁和辉说，四川人的生活态度，逍遥自在、行云流水，这里的民俗民风都强调“神仙似的想象”。

“所以我们喝的茶并没有定数，更看重人的体验。”四川茶历史名品众多，至今仍有最重要的几种。从唐宋至明清，四川的茶只在形式上从蒸青、团饼变成了散茶。形成现在川茶，以绿茶为主，衍生花茶，现在恢复了少量的黄茶。“全世界每年消费400万吨茶，中国只占100万吨，我们喝得精细、讲究。不能接受英国茶用各种各样的东西给茶调味。我们对于茶的嗜好，并不能改变它是一个初级农产品的本质。”川农茶学系的何春雷老师更加直白，“茶无贵贱之分，从不用披上虚伪的外衣。”

“不抱着一个执着的心态”是四川人喝茶的一个一直以来的标准。“川茶本身有很多茶种多酚氧化酶活性低，本来就适合做绿茶，而多酚氧化酶高的才适合做发酵和半发酵茶。因为品种和栽培都在变，绿茶的滋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可以说，20年前的茶，大部分都不如今天的好。”

四川人并不喜欢在茶上搞神秘。杜晓分析中日茶味，茶的物质感在日本绿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日本人喜欢鲜度高、苦涩度低、颜色浓、浑浊的茶汤。”而中国的茶饮要求很复杂，白茶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味淡不苦，而对苦味执着的是中年人，年轻人和老年人要求都不高。相对于日本的茶，福建的茶就有更强的物质感。“他们在海边，晚上气温低，降低了生理代谢的强度，茶的消耗少，积累多，物质感就强了。”四川茶是光照弱，云雾多，但是代谢旺盛。老川茶的茶芽以顶端为主，侧芽少，产量自然比不上侧芽居多的江浙品种。但胜在出芽早。“明前这个概念是江浙的。川茶讲的是雨水。”

有趣的是，农大茶学系觉得好的茶，却不受一些茶人的喜爱。“没有鲜明个性、反应迟钝但是平和的茶，是他们最喜欢的。”每次实验室被送来一些堪称“高贵”的茶样，老师们检测和品尝之后，发现达不到灵敏的味觉要求。“可是这种茶却被包装得很高端。”四川的茶一坐一天，以家庭和个人消费占绝对的主流，“所以四川只有极少的几个茶叶品牌，绝大多数小茶农很容易在老茶客之间把茶卖掉，比起安徽、河南和福建，四川几乎找不到茶行业的‘销售’”。

不仅茶本身不以故事示人，也解除了禅的神秘。谭继和说，日常禅和生活禅才是中国禅茶的真谛。“茶要给人多少恩赐？你喝的越多就越有觉悟吗？并不是，喝茶不是为了功利之心。”自从我九年前上了一次蒙顶山，甘露之味就留存在了我的记忆里。“味道的关键是味。”谭继和说。禅在中国化之后，在《华严经》中有很明确的分类：禅觉是觉悟，禅境讲的是干净，也就是竹林精舍，禅味是味道和品味。而味道最难描摹。

文殊院香阁（张雷 摄）

《蒙山施食仪》与都市禅茶

我在上茶山之前先去了一趟文殊院。“矮纸凝霜供小草，浅瓯吹雪试新茶。”文殊院茶房的风铃下面，小楷写的纸条随风带出叮咚之声。楼下“养身”，上楼“修心”，环境将喝茶者自然地分开。

上午10点，饮茶区域的老茶客们，已经迫不及待地自己把翻扣的竹椅都摆好了。从一个院子里，延伸到一座三层的小楼，再延伸到一条开满紫藤的廊檐下，继续往里走还有一进院落楼阁，哪怕上茶的人还没打起精神来应对。竹林老树之下自然成了本地人竹椅区，欢闹自畅，我以为文殊院的茶总要贵一点，没想到庆普师傅说：“老茶客们也是香客，他们有张优惠卡，一杯茶大约是七块钱”。紫藤树下是圈椅茶几区，偶尔来玩的新茶客们聚集这里，脸上从起初的新鲜到逐渐的适应。

这个位于成都市中心的古老院落里，“乐求饱足”的人们渐渐满上来。文殊院的茶，和其附属的茶点心老铺“闻酥园”的椒盐素饼一样，都是老成都味道。寺里有师傅学习志野烧做出的茶碗，两手一捧正合宜。庆普师傅喜欢拿着这个茶碗的“润”，“即使冬天手也不枯干”。茶瓯贵色泽洁白，用多了盖碗，对于这样雪白之中泛绿含黄的茶汤之美更能欣赏。尤其是明代开始散茶的撮泡法大行其道。近些年市民茶楼普及了大玻璃杯，方便打牌聊天的人，投茶量也大。除了那些顶级金贵的甘露、黄芽，我总觉得四川的粗茶比如素毛峰和花毛峰，还是茶馆里的好喝，喝得人神思清明，有时午饭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茶味才减淡成了水味。

才几步上了二楼，那热闹就隔绝了，楼上有抄经室，大陶缸里的枝丫上盛开小小的白花，“咦，这是爆米花呀！”庆普师傅给我摘一个，果然是用爆米花插在枝头，灯光打着居然很好看。上午这里清净异常，服务人员正在用一个“色空”练习敲击佛教曲乐。“心静境清”的“二楼”门口写，在这里喝茶，“精进莫贪神速，舒心为佳”。

文殊院亦真师傅（张雷 摄）

“文殊院的禅房是清代的建筑，一砖一瓦，行事坐卧至今严守清代的规矩，连步法都有规定，从未改变过。这总不是日本的吧！”看我对茶室榻榻米和茶钵的式样觉得太眼熟，亦真师傅好脾气地解释着。唐代的茶瓷窑大多生产茶盏，四川大邑古代生产瓷茶碗，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写道：“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集送茅斋也可怜。”

两晋南北朝以后，四川茶进入上流社会。在元和之前，一斤先春蒙顶也难得。8世纪的大慈寺方丈的茶偈写“不劳人气力，直怂法门开”。到9世纪流传于蜀地的煎茶法，四川茶在唐代已经有了至高地位。“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是自古以来对于川茶味道的推崇。“漉水囊”这样的佛家茶具显然已经不存。外出的僧人用自然山泉水怕伤及其中的水生物，要“还如漉水爱苍生”的过滤。从林将茶作为日常供养之物，唐代起，四川的寺院就有植茶的传统。“种、摘、制、饮”不在话下。“全天下汉传佛教，下午或晚课一定是《蒙山施食仪》。”《蒙山施食仪》虽出自四川，却是全天下佛门的第一地位的茶仪轨，论述的是茶如何度饿鬼的原理。

蒙顶甘露在茶界地位一直极高。甘露这个词从佛教而来。“目连救母”的故事在中国民间有多种演绎。这位作恶的母亲喉咙像针孔一样细，肚子却极大，口吐火焰不能吃任何东西。《蒙山施食仪》中的目连用佛陀的三个咒语，靠众多出家人，把一个饮食变成七个，把水变成甘露，再消恶，这就是佛陀三个咒语，从这三个咒语贯穿出许多思想理念，以诵经形式加持，制作出整个仪轨的形式。

“中国自有自古以来茶文明和茶习惯。只是我们把艺、术、道分得很清楚。中国的道境界太高，并且要打破茶的仪式，日本却形成和固化了茶的仪式。”

亦真在中国佛学院读了七年书，其中学习了日本里千家的茶道课。“最高级的茶道师认可是在寺庙里进行的。茶道只是日本禅宗的支流。而在中国只是平常事，我们叫茶事。”四川茶自唐代蜀相崔宁之女发明茶船之后，一直以盖碗为特色。四川很少见到白色以外的茶碗，而茶船也就是茶托，从唐使用至今，到民国时期还以银、铜、漆为主。与京都大德寺所藏的和尚品茗图在形制上看到的几乎一致。

“明觉和洞察，在佛教里的追求与茶有一致之处。但只是我们寺院中‘一茶一汤’的一部分，汤中的茱萸汤等等都已经分离了出来，而茶的仪式感，在禅堂里并不追求。打坐累了，拿一个杯子灌上，没有仪式也不追求味道。”

“茶在中国没有被神圣化，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媒介，是一个很中正的东西。”茶道作为日本文化代表的生活规范，唐日本高僧圆任回国时，获得的赠礼就是蒙顶茶二斤。《吃茶养生记》里，荣西禅师写“成都府，唐都西五千里有此处，成都府一切物美也，茶必美也。”

日本茶道在宗教意义上的第一宝，是从一休手中流传下来的成都禅僧圆悟克勤的印可状，也是日本保存最早的禅僧墨宝。在日本，圆悟克勤的《碧岩录》被称为“佛祖心肝，苍生命脉”。这幅印可状被称为“飘来的圆悟”（流圆悟）。宋代的茶道达到了超高峰，从禅里剥离了出来。至今看这64行的“禅林第一书”里的字句，依然有电光火石之感。“脱洒自由，妙机遂见，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机夺机，以毒攻毒”，“心地既明，无丝毫隔碍”。

这种不依定式的书风，毫无拘束的语言，给珠光的禅茶一味找到了最合适的境界：饮茶并不是为了健康和形式，和佛法一样并无特别之处，存在于每日的生活之中。印可状先被千利休收藏，在伊达政宗的恳请下，被一裁为二，前半截的19行现保存于东京国立博物馆，后半截由伊达家世代保存，如今下落成谜。

全篇并没一个茶字，却是茶与禅最初结合的标志。《蒙山施食仪》以最触动人心的故事传播了茶的本来妙用。并不是关于茶道仪式的具体操作，诸如水、柴、茶、杯、泡之类的做法，而是第一次指出了，精神世界里，人与茶的关系，是根本上的自然的靠近。

真正的“茶道”根本没有任何特殊的仪式。轻松自在，获得的宁静并不是一种形式。也不是喝茶的准则和指导方针。亦真师傅和我聊起圆悟克勤，认为中国本来就有自己的茶饮文化。“禅宗里精彩的太多，并非单说克勤讲禅茶，只是明以后佛教归隐山林，与政权的联系不再像唐宋时期那么紧密。茶也在此间走向了寻常人家，变成了普通的生活用品。日本截取了一个片段，当然这个片段是非常漂亮的。”并非没有，而是经过了普及和变化，不再是少数贵族的专利，而成为普罗大众的生活物资。喝茶应该纯粹发自内心，至于怎么泡、怎么喝，完全取决于你在哪儿。

83岁的蒋爷爷是蒙顶山的活字典（张雷 摄）

真实而美：甘露与黄芽

雨雾蒙沫，我一心想在九年后再上蒙顶。到达的前一晚还没预兆，第二天早上大雨就倾盆地下起来了，我拖着83岁的蒋昭义不愿意放弃，他一边告诉我肯定不能上山了，另一边拿出了自己珍藏的光绪版名山县志。“仰则天风高畅，万众萧瑟”，这是蒙顶山在明代的样子，“俯则羌水环流，众山罗绕。”这一天傍晚时分，雨终于停了，我们赶在最后进山的时间，一路上关卡都在问“是不是姓蒋”，我大声说是，处处放行，连缆车都特意给我们留下了。

蒋昭义是蒙顶山的灵魂，人称蒋爷爷。他记忆力和体力远超我，在茶农家看到健身器材就上去做了20个引体向上。对于一草一木一石一人，他能闭眼全部背诵诗词与来历。1963年蒋昭义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到名山县担任县委机要秘书，见证、扶持、记录了整个蒙顶山现代半个多世纪的发展。

来和他打招呼问候的人没走几步就能碰到一个，还有被他吸引跟上来的陌生人。因为自然而然、真情流露，因此更加直率。蒋爷爷从不炫耀自己的茶知识，他尊重每一个给我们抬杆的保安，帮我们联络的工人，但并不有意地去热络地对待任何地位的人。我从他的口中除了古文，没有听到一句其他人的语言，都是他自己鲜活的描述和理解。“茶经历风霜雨雪，把最美的芽，甚至花与果都努力奉献给人了。”他说，茶文化本质之所以让几千年来的中国人那么着迷，就在于和、敬、谦、朴，超越味道和芳香本身。

“不是她给毛主席炒的茶，而是毛主席喝了她炒的茶。”蒋昭义纠正了外界对于徐淑贞的说法。对于蒙顶山的历史、地理和茶，他从不卖任何人面子。1958年3月名山县委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西南政治局来电，说首长要在成都金牛坝开会，点名要喝蒙山茶。然而1951年，蒙顶山上最后一个智矩寺的和尚还了俗，自民国建立，1911年“废贡”，蒙顶山上茶自唐建立的进贡历史就结束了。

当时的县委书记姚清是南下干部，找到了地区劳模，世代居住在蒙山的“政治成分最好的”徐淑贞。然而那时3月初，整个蒙顶山一个芽头都没有出。茶园荒芜，农民无暇顾茶，只有极少量的自采自喝的茶而已。徐淑贞所在的金花大队，1957年来了一个外县的农业技术干部，他私人委托徐制五斤茶，徐当时留心多做了一斤。三层草纸包着，吊在前炕竹芭上，一筒熏得黑黢黢，没想到打开居然清香扑鼻。然而徐说这还不到一斤茶，自己舍不得喝，是之前的农行副行长带两个人来给农民贷款，她接待了两次，总共泡了六碗茶。西南政治局来拿茶的工作组给了徐家每顿饭8分钱的补助。

“这就是姚清送到金牛坝宾馆的那一包蒙顶茶。后来姚清对我回忆，他当时连开一路车，到成都已经是下午3点，警卫室来了个警卫员，说领导正好午睡起来，这茶立刻拿了进去。”此后毛主席做出“蒙顶茶要发展，要和群众见面”的指示。1958年，名山县组织了“800壮士”上蒙顶，个个通过考试选拔，还有女子战斗队，总共22个村组组成，互相竞争，在蒙顶山开荒900亩，其中包括了原有的300亩茶地。合并了永兴寺在1949年后成立的“西康茶叶试验所”，成立国营蒙山茶场。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蒙顶核心产区的规模的雏形。

1963年蒋昭义来到名山县时，蒙顶的茶面积已经达到了1600亩。原本蒙顶山的五寺各有分工，千佛寺种茶，净居庵采茶，智矩寺制茶，永兴寺供茶，天盖寺评茶。今天在故宫博物院里存放，装在黄色小箱中的蒙顶“菱角湾茶”，是蒙顶五峰之一。“12个采茶僧人每人采360枚，锅里铺纸揉捻”，这样真正的蒙顶甘露，揉得很松散，而不像碧螺春紧实，是真正的甘露工艺。我曾经在永兴寺的茶田里随机找了一位采茶的圆通师傅简单采访，莽撞的我受到有礼的接待，那茶的滋味至今难忘。这些年蒙山茶复兴，级别不高的圆通师傅也常常作为永兴寺的代表出现在媒体的影像和文字当中。

“80年代蒙顶山的寺院再兴，我找了名声最好也是最年轻的师傅去给尼姑们教制甘露，他叫彭光强。”彭光强当年还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跟着雅安最好的制茶师傅袁万昌学习制作甘露。袁万昌是雅安地区制茶的元老，师门庞大。彭光强进厂时只有20来岁。“凤鸣乡是雅安雨城区的茶厂，1978年建厂后改名‘峨眉毛峰’，成了改革开放初期最早获得公认的川茶。”当时川茶式微，四川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新茶获得了1982年商业部评选的全国名茶，到1985年，峨眉毛峰在葡萄牙里斯本获得了第24届世界食品评选会的金奖。这是当时中国茶在世界级评比中获得的最高奖。但峨眉毛峰是国营茶厂，属于完全的外销茶，归外贸管理，“加班加点地工作完全是为了给国家挣外汇”。茶厂改制后，奖牌被私人老板占有，厂名也不能再使用。蒋昭义知道彭光强有轻揉捻的手艺，因此请他上寺庙教学。而彭本人则成了彭家茶手艺的代表，至今是蒙山茶界内行们，乃至整个四川茶界都懂得的最高超的手工制茶师之一。我在他家简陋的门脸里，一会儿碰到川农的茶学教授，一会儿看到我曾采访的徐金华，用他的茶来做飘雪。我问徐公哪里找茶他还语焉不详，没想到到了蒙顶山，彭家的茶是“飘雪”美味公开的秘密。

蒋昭义对茶的情感是亲近，和基于真实的赞美。“茶多不容易，经历霜雪，贡献了这么一点点芽头。”在蒙顶山周边不停地寻访古茶树和老川种，蒋昭义发现一棵“叶脉对分”的老茶，就给农民1000块钱，让他们帮自己照料，“认养”。他有严格的时间表，亲自上山采摘、炒制，所获不过几两。“喝茶和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古法里有一种茶需要压膏，我就试着压，再弄点胶来做墨水，蘸着浓浓茶膏写字，书法家们居然猜不到我的墨色了，哈哈哈哈！”

川渝地区饮茶的方式最有参与感，而不是试图从外在来观察茶。此时正是蒙顶山最繁忙的季节。9年前我来蒙顶山，晚上受邀在茶山一住，却发现万籁俱寂，全山头上就我的房间有灯，风雨大作，实在有些害怕，步行下山住了一个饭馆楼上的小旅店，四川话谓之幺店子的，条件简陋。然而今年我再上蒙顶山，却发现蒙顶的茶、茶价都活络热闹起来，以至于此前出现了“满山福建人争做白茶”的场景。芦山地震后，名山作为灾区受到了中央政府援建，另一方面，蒙顶茶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有技术的茶农很快成长，当地的民营茶企一下子多了起来，我看了几家，打上品牌的最好的甘露，今年价格已经堪比最好的江浙碧螺春。

石花茶的干燥使用的是古老的晒青工艺，芬香的茶青在石头上逐渐晒干因此得名“石花”。唐玄宗年间被叶法善推举入贡。唐代文献里，蒙山茶以“白泥赤印”的形式入长安，当时贡茶一共有40多种，分属于17个郡。而到清代出现了明确的记载，蒙山茶是皇帝用来拜祭天地之用，与其他贡茶又不可同列。蒋昭义整理过蒙山所有的茶诗，历代有名的就达到了2000多首。他却最钟爱耶律楚材。他在诗中一改元人贵族喜爱喝酒的豪放，认为茶的飘逸更胜过酒。尤其是他写的黄芽一改文弱，“金刀带雨剪黄芽”是元朝贵族的气魄，喜欢喝茶，崇尚中原的文明，直白洒脱，追求的是“啜罢神清淡无寐，尘嚣身世便云霞。”

比起甘露，黄芽从80年代起就一直存在于市场上，只是技术不好掌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川农教授何春雷告诉我，黄茶最早应该是“色黄而白”，因为带有轻发酵的特色，所以回甜。

“甜香是不对的，如果你到名山县的茶叶交易市场，闻到所谓黄芽的‘高火香’，就说明是在学龙井的技术，黄芽，绝不是火香。开汤之后，入口就甜，那滋润的甜最后会留在舌中间，一丝一缕地绵延不绝，那种味道是一喝就记得住的。”柏月辉在2013年曾经接受过《三联》关于茶的采访，他至今珍藏着杂志，见我去了立刻翻了出来。

黄茶近年来开始复苏，然而黄芽的制法“闷黄”却特别难。“不到那个时间，转化不够，就带着绿的味道，要三次‘包黄’，让‘半干不干’的茶叶以低温缓慢烘干提香，所以慢而有风险。”很多商家以龙井工艺直接炒香炒黄，“昨天订今天就卖给你了，绝对是假。黄芽不等三天三夜不能出来。”

我一直以为蒙顶不下雪，没想到拍摄了30年蒙顶的黄健告诉我，“我有一年开春第一场雪上山，刚刚长出的芽，被雪盖住了，然而阳光一照射，芽又顶开了雪面，那光亮的生命感让我毕生难忘”。蒙顶山不是每年都有雪，但是偶然只有山顶天盖寺下一点，返春时也有可能出现，蒙顶的雪过夜就所剩无几。笼罩于800米到1200米之间这一段海拔高度的雨雾和温度，茶才有这样的味道。黄健一年拍一点，观察它。“你看到的茶树不大，然而根系却特别长特别壮。”60年代到70年代，雅安的山上开始迎接大量的知青。“我这个年纪谈蒙顶，当年碰到的至少是100多年以上的茶树。”他1978年到蒙顶山永兴寺公社下乡，做“农业工人”，当时寺已没了僧尼，寺院还在，黄健说知青们就住在寺院的全石头房子里，全石构的房梁、墙和门板，没有腐坏。石门板至今还可以手推开关，只是屋内即使是白天，也几乎没有一丝光。“我们当时要种茶，管理茶园，永兴寺已经和蒙顶茶场合并，具体的茶面积当时一直在增加，默认海拔650米以上，从徐淑贞所在的金花村往上，全部都是老川茶。”

我曾在蒙顶山上喝过当地人以紫色的野茶试制的“甘露”，那一股兰花香，“山水之中才能发其精英”。香只是基本条件。香其上是清，再上是甘，再上为活。在山中呼吸着松林和银杏树的气息。现在到蒙顶和峨眉，农大老师、茶农对我欢欣雀跃地拿出新品种，提醒我，这是平静、欢乐，偶然闪现出非凡的现代社会。是极富实践精神的充满想象力的我们，在茶里发现了和谐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