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的发展历程：从实用工具到艺术珍品

东晋青釉三足陶砚 广东省博物馆藏

砚的发端：史前及先秦时期的原始研磨器

在史前及先秦时代，“砚”被称为“研”，作为用以调色、研墨与泚笔的工具，它呈现出较为原始的形态，以研磨板附属研磨棒或研石的形态被广泛应用。

史前时期，绘画颜料为矿物质粉末，它由各色块状的岩石或土块磨制而成，这些原料在《山海经》、《水经注》等典籍中有大量记载。正是由于制作颜料的岩石或土块较坚硬和粗糙以及不可手持的特性，所以史前人类使用石制研磨器，采用碾压、研磨等手法，并附加其它调和的手法完成颜料的制作。

到了先秦时期，尽管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出现了墨，但是早期的墨块较松脆，仍须用磨石压磨，因此研磨器仍然是研墨的重要用具。辅以研磨棒的研磨器，既是砚文化的发端，也是砚的初期形态。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具有类似于砚台功能的研磨器，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有的研磨器分有格子，有的具备砚盖和磨杵，但在此时，这些研磨器仅仅作为实用物件存在，不具备任何装饰。

实用为重：秦汉时期砚的造型已渐趋规则

秦汉时期是绘画材料和用具形制渐趋确立的重要时期。由于汉代文化的发展随经济繁荣、社会进步而蒸蒸日上，对文字书写工具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此时，人们日常使用的仍主要为初期形制的研磨器。但与之前相比，不论在样式、材质，还是装饰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秦汉砚造型渐趋规则，主要形成圆形、长方形，另有少量凤尾形和其它不规则形制。圆形砚，自战国晚期已出现，至秦汉时更加规整，一般为石料，少数为陶质。有的砚面带有砚池，并附以研磨棒和盖。秦及西汉时的圆形石砚形制简单，一般仅为一圆形底石，附以研磨棒。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战国墨砚，是用鹅卵石打磨制成。其砚形为圆饼形，其上无纹饰，配有研磨棒一支，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书写砚。

在西汉，玉石属于上层的特享物品，玉砚由于贵重数量也极少，陶砚、漆砚的制作是主流。秦汉砚总体以实用为重，在装饰上有很大发展，大多砚都配有精致的砚盒，玉雕、漆雕、石雕及陶瓷工艺开始出现在砚台的制作领域。

形制确立：东汉时期从研到砚的形制确立

东汉时期，由于用笔直接书写的记事方式的普及，人们对砚的需求大大增加。东汉前后，制墨技术发展，人们发明了墨模并开始用胶和墨，使墨有了较为规整的整体，硬度也大大增强。于是，墨块可以拿在手上直接研磨，研磨棒逐渐被淘汰。淘汰了研磨棒或研石后，“研”逐渐被“砚”所取代。东汉经学家刘熙《释名·释书契》曰：“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由此可知，是否辅以研磨棒或研石，并没有影响器物最终的功用。

同时，不用研磨棒而直接研墨的方式，对磨盘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砚曰：“砚，石滑也。”原意是指，砚是表面光洁的石盘。由于研磨器使用方式的变化，研磨器本身石质的特性更加受到重视。可以说，东汉时期研磨棒的消失，标志着砚台形制的正式确立。

东汉时，圆形底石下加三足的三足圆石砚增加，有的砚面墨堂和水池变化为长方形或椭圆形。此时的砚材较以前有所拓展，除石质以外，还有漆砂质、木质、陶质、铜质等。

足砚流行：魏晋时期砚形向现代性过渡

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新的研磨用具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关键阶段。绘画技法的规范化与经典化，不仅促进了绘画用具制作技术和特性的进步，而且，部分贵族及士夫阶层对绘画的参与，也对绘画用具的精致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从而促成了砚的形制向现代性的过渡，及其材质的不断丰富。这一时期，砚形仍以方形、长方形、圆形居多，但与汉砚最显著的不同，是不附研石。

这一时期，砚面形成了墨堂、墨池等重要部分，砚盒也逐渐趋于简化。值得一提的是兴起于汉、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足砚。当时人们都席地而坐，书案低矮，于是要求高足砚以便于书写，生活习惯给砚的形制带来巨大变化。此风一直到唐宋高足椅和高脚书案的出现才趋于式微。

此时，在汉代既已形成的圆形三足砚，逐渐向多足砚转化。除方形、长方形、三足圆形外，还有十蹄圆形、上圆下方形、风字形、箕形等多种形制，砚饰有人面纹样等类型。

西晋张华《博物志》所记：“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由此，红丝石砚至迟在西晋时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的材质除前代已有的石质、铜质等以外，由于瓷器工艺的进步，青瓷，白瓷砚随之产生，并兴盛一时。

名砚涌现：隋唐时期的石砚名品大量涌现

唐代文士爱砚、品砚成风。这一时期，随着纸张普及，造墨技术日趋完善，唐代勃兴的书画艺术，对墨砚的制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时完全采用墨锭研墨，诸如发墨“细腻”、“滋润”、出墨“沉而濡纸”等，成为这时砚材品质追求的主要目标。砚质、砚形由此也发生了变化，砚的发展进入了空前兴盛的阶段。除此，石砚名品的大量涌现，成为隋唐砚业发展突出的成就。

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中说：“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唐代制砚工艺代表的“四大名砚”由此而来。然而，“红丝石砚”在唐末因石材断脉而绝，后被澄泥砚所代替，在宋代与端、歙、洮河并称四大名砚，其声名延续至今，直到上世纪60年代重新发掘红丝石砚的新矿脉，才有新的红丝石砚的诞生。唐代前期，红丝石砚几乎独领风骚。这一时期相继发现的优质砚石除端石、歙石以外，另有洮河石、紫金石、贺兰山石、易水石等。澄泥砚、石末砚、瓦砚、砖砚也以其优良品质从唐代起就享有盛名。

隋唐初期砚的形制，多足砚最流行，盛唐以后，箕形砚成为主流。隋唐砚注重砚的造型变化，极少雕饰，体现了其时代的古朴风格。

实用雅观：唐末五代至宋砚形趋于多样化

唐末五代至宋，随着墨业的兴盛和水墨画的发展，砚业也进入了更加成熟和繁荣的阶段。石砚名品自唐代大量涌现以后，宋代更加普及，成为砚的主流。这时期的砚从选材、制作到使用都更为考究，文人自制砚及其鉴藏风气形成，当时的砚业具有了更加浓郁的文人化特征，“砚铭”成为石砚的独特装饰。

宋人之所以普遍使用石砚，一方面由于石砚易得，具有坚固、耐用等特性，但更重要的是石砚品性优良，发墨效果好，能更好地适应当时绘画技法的精致化和纸、绢、墨等材料发展对墨的要求。在石砚应用过程中，人们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辨别石质和研墨经验，认识了不同石质具有的不同使用特性，如“着墨不渗”、“不滞墨”、“磨墨不热、无泡”、“发墨生光如漆，如油”、“发墨不乏”、“贮墨不干”等。这种对用砚特性的掌握，有利于促进绘画技术的进步。

五代砚台基本延续唐砚形制，以箕形为主。两宋时期，砚的形制趋于多样化。总的来说，受宋代理学的审美观影响，宋代的石砚外形都较朴素大方，实用雅观，它的主要样式是抄手砚，即将石砚的背部挖空，可既轻且稳，又便于挪移。

朴实粗犷：元代文人自制砚鉴藏风气兴盛

名家自制砚隋唐已有，到了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将文人自制砚的风气更加推向高峰。苏轼藏砚，以端石、澄泥为多，后并觅得佳歙。米芾藏砚，更为痴迷。随着藏砚风气日盛，砚类著述不断出现，有苏易简《文房四谱》、米芾《砚史》、高似孙《砚笺》等。两宋以后，文人对绘画更多的参与，水墨画逐渐兴盛的同时，也将文人的趣味带进了对绘画用材和用具的选择和使用上来，文人自制砚及其鉴藏风气依然兴盛。

由于元代的历史背景及政治经济原因，一方面战乱使国民经济受挫，另一方面受外族统治者审美情趣的影响，这时期的制砚造型大多朴实粗犷，有着浓烈的民间气息。在工艺与艺术水平上大大异于唐宋。

元代绘画用材用具中，除了纸的盛行以及湖笔代宣笔而崛起之外，砚则不及宋代兴盛。元代砚的形制除雕饰稍浑朴和粗犷外，基本沿宋制而无创新，而这一现象到了明清之后，才被彻底打破。

清十八世纪顾二娘款凤纹砚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雕饰繁复：明清时期制作工艺精巧而多样

明清时期的制砚同制笔、制墨一样，在注重实用以外，更加讲求工艺的欣赏性。此时赏砚与藏砚之风的进一步兴盛，促使砚的制作更加追求工艺的精巧。砚的雕饰由明至清，也由古朴渐趋繁复多样。

砚材除了前代发掘出现的以外，一些纯为赏玩品的材料，如水晶、翡翠、象牙、料器等增多。砚的形制除前代已有的规整形制，还出现了根据砚材形状随形雕制的具有独特明代特色的“随形砚”。随行砚打破了传统砚台对称均衡的样式，明末清初兴起的“巧色巧雕”的艺术手法，即借助于砚石的天然色泽与纹理而巧夺天工地构图雕琢，更反映了中国制砚工艺的飞跃发展。

砚的制作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功能由实用品逐渐演变成工艺美术品，进而成为艺术收藏品。风格也由古朴趣向豪华，由简趋繁。一般来说，明代砚台总体上更端庄厚重，文饰大器。到了清代，因社会经济的更进一步发展，及满清统治者的爱好使然，图案纹饰上开始呈现无以伦比的繁复，此时砚的实用性也降到最低。明清时期砚业的繁荣，使一批制砚名家大量涌现，比如明代初期的叶瑰，清代的顾二娘等。由于砚材的出产地和制砚者地区和风格各异产生了砚雕工艺的不同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