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恩：西周社会结构的考古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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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恩：西周社会结构的考古解读

　　西周是秦帝国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超越了血缘国家，而具有地缘国家形态的庞大统一王朝。虽然其统一性不似后世那样坚实，但王朝中央对统辖范围内的权威性，依然不可忽视。周天子可方便地提调中央和地方诸侯的军队，在不同地区征讨入侵或叛逆势力，到西周晚期仍相当有效。禹鼎铭文记载，噩国联合南淮夷、东夷反叛，周厉王命令西六师、东八师进行讨伐，一举灭噩并擒获噩侯驭方。《秦本纪》载周宣王与兵七千助秦，庄公因此伐戎成功等都是证明。

　　然而，西周时期并没有形成完善的基层社会组织，王朝对当时的国家如何进行管理，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献所给出的只有分封诸侯，“选建明德，以藩屏周”[1]这类极简略的记述。西周国土西起陇右，东濒大海，北越燕山，南抵江淮，纵横约1500多公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仅靠中央政府和数十或更多一些的诸侯，要进行治理显然是比较困难的。其实，除了中央政府和封国诸侯之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级别的采邑，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充当着西周社会的基层组织，使这个庞大的早期国家得以较好地运行。

　　近十余年来，各地西周采邑的考古发现，和过去相关考古资料的积累，为我们了解西周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的特征，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科学信息，对其进行观察研究亦成为可能。

　　 一、西周王畿地区发现的采邑

　　西周的王畿之地，包括关中及洛阳地区两部分。关中以都城丰镐和周原为核心，拥有后世所谓的八百里秦川，洛阳地区则以东都成周为中心，也称“方六百里之地”[2]，共同构成了西周王朝的统治重心。洛阳一带虽有北窑西周墓地[3]、铸铜遗址[4]等重要发现，但对成周的位置和具体情况尚未确认。与此相反，关中地区西周都城的考古收获较多，还有更为丰富的西周采邑类聚落也被陆续发现。

　　属于采邑类的遗址，早年已有过一些发现，但因学科发展水平和认识程度的局限，多被指称为西周的封国。如宝鸡市的茹家庄、纸坊头等墓地，被称为国[5]，再如泾阳县高家堡墓地则称为戈国[6]。实际上，这些都可能是关中王畿地区属于采邑性质的家族墓地[7]。如果说这些发现还不足以代表西周采邑的基本面貌，那么，近10年许多发现让我们对此类遗址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据有关考古资料分析，在关中地区可确认的采邑包括周公庙、段家河、孔头沟等近20处(图一)。

　　这类遗址均有性质不同的功能区，是其共同的突出特征。各自必有一个规模可观的居址，其内不乏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发现。在居址或附近往往会有一个或多个同期的墓地，经过一定规模发掘的采邑，还发现铸铜、制陶等手工业作坊。依据考古资料提供的信息，参考有关功能区域的复杂程度，大体可将这些采邑分为三类。

　　第一类功能区复杂的采邑

　　这类采邑中的功能区最多，同一类功能区可以有多个，目前所知的仅周公庙一处。周公庙遗址位于岐山县北郭乡祝家巷、庙王村和周公庙一带，调查勘探确认范围有4.5平方公里。在其北部、东部和南部的边缘，分布着规模不同、等级有差的墓地7处。其中陵坡墓地的规格最高，勘探发现带墓道大墓就有22座。在祝家巷和庙王村北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砖瓦等建筑材料，显示这一带有高等级建筑，庙王村和折树棱分别发现铸铜作坊等。还发现有制陶器的作坊区(图二)。出土甲骨文字数达2200个，超过了周原，成为出土西周甲骨文最多的遗址[8-11]。这里所出甲骨文中记载最多的人名为周公，结合遗址规格、时代特征，及文献记载的地望等，其为周公及其家族的采邑已可论定[12]。

　　第二类功能区较齐全的采邑

　　这类采邑规模均较前一类规模较小，但也确认有居址、墓地、作坊等功能区。已作过一些考古发掘或勘探工作的岐山孔头沟遗址可为代表。

　　孔头沟遗址位于岐山县城东8公里的

河支流两岸台原上，包括蒲村乡赵家台、画东、宋家等多个自然村，分布范围最大时约4平方公里。有一处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大型墓地，处在遗址东部的中间位置。一处铸铜作坊位于遗址西部西侧的中间，面积约5千平方米。制陶区设在墓地以北的赵家台村南北沟畔附近，烧制生活陶器和烧砖的区域被分置[13]。

　　与孔头沟相似的采邑，可能还有凤翔水沟、劝读，眉县杨家沟等遗址。因尚没有足够的考古调查、发掘，了解得都不很清楚，但少量的工作就发现过一些重要的功能区。水沟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周围有夯土城墙环绕，还发现有墓地，出土过青铜器和陶器[14、15]。劝读遗址发现有铸铜作坊，早年曾有重要青铜器出土[16、17]。杨家村已发现含中小型墓的墓地，和板瓦等大型建筑所用的建筑材料，还多次发现青铜器窖藏，出土有逨鼎、逨盘等重要西周青铜器[18]，学界普遍相信其应是西周单氏家族采邑。

图一关中地区发现的西周都城和采邑分布示意

图二周公庙采邑主要功能区分布图[11]

　　第三类部分功能区较清楚的采邑

　　此类采邑指因考古工作的局限，主要对墓地进行过勘探发掘，虽知有居址但情况了解较少。目前主要有澄城县段家河、韩城梁带村等。

　　段家河遗址，位于陕西澄城县庄头乡段家河与姬家河村东的大峪河东岸台原上，2006年勘探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西周墓地，其中带墓道的大墓有20座，仅次于周公庙的大墓数量。抢救清理过的两座被盗残墓的出土物显示，年代约为西周中期，如此多墓葬的年代范围应较长。墓地西南方的西周遗址虽因水土流失破坏严重，但面积尚有近20平方米[19]。墓地和遗址相距仅百余米，应是同一采邑的两个主要功能区(图三)。

　　梁带村遗址，位于陕西韩城市梁带村的黄河西岸台原上，2005至2010年，发现了一处大型周代墓地，已知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墓葬1300多座，其中带墓道大墓为8座(有1座早年被毁，残存墓道)。出土青铜器有芮公、芮太子等铭文，表明此为两周之际的芮国墓地[20-23]。在墓地东侧靠近黄河的梁带村原址和其北的化石寨一带，调查发现有范围较大的周代遗址，并采集有板瓦等大型建筑所用的建筑材料，应属于墓地埋葬者生前生活的居址。两者共同构成了芮国后期的聚落和葬所(图四)，实际也是芮公家族在两周之际的采邑。周室东渡后，关中的周人遗族多与王朝失去了紧密的联系，而被称为芮国当然也无不妥。

　　属于这一类的采邑，还应包括华县东阳墓地及居址[24]，宝鸡斗鸡台、茹家庄和竹园沟，以及甘肃崇信于家湾、灵台白草坡等。

　　以上三类之外，关中还有一些遗址因考古工作较少功能区不够清楚，但曾有比较重要发现，也可能属于比较重要的采邑。如宝鸡石鼓山，先后有数批青铜器发现，直到去年发现了大型墓葬，出土了商周之际的重要青铜器才引起大家关注[25]。在附近也有周代居址，若进一步调查勘探应会有收获。还有临潼的西段遗址，早年调查西周遗存的分布达20万平方米，先后发现过青铜器墓2座，和包括著名的“利簋”在内的2座青铜器窖藏等[26-29]。而多次出过青铜器窖藏的永寿县好畤河遗址，也应属此类性质的采邑。

　　 二、采邑的分级情况分析

　　从目前考古资料来看，周原以西的采邑发现密度最大。如孔头沟、周公庙、劝读、水沟遗址等，相互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都在10公里左右。宝鸡市附近的斗鸡台、石鼓山、茹家庄、蒋家庙等遗址的分布，大体也在此区间范围的上下。那么，是否就可以认为关中西部的西周时期聚落的分布，就是这样的一种境况呢?这自然是否定的。事实上西周遗址的密度，远远高于这些采邑的分布。我们注意到，在那些采邑类聚落的周围，半径以五公里上下的范围为限，还分布着数量不等的同期较小聚落。它们与最为邻近的采邑，很可能存在着比较直接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西周的采邑还存在着级别的等差。

　　在周公家族采邑周公庙附近，可确认的西周遗址有杜沟、北寨、吴家庄、坳王村等，数量约在10处左右。不少遗址早年都曾出土过青铜器，有些礼器上还带有铭文。如北寨遗址曾出土过史父鼎等铜器[30]，王伯姜鼎等则出自吴家庄遗址[31]。可见这些遗址内也还有一定地位的人居住，但他们的身份一定不会比周公及其子孙更高，其最大可能是隶属于周公庙采邑管辖。

　　图三段家河采邑墓地和居址位置

　　孔头沟采邑的周围，也有故郡、官路、前庄等较小的西周遗址。从分布的情况观察，这些遗址可能与孔头沟有隶属关系。韩城市昝村镇的党家村西，发现有一处范围约数万平方米的遗址，调查发现还有筒瓦等建筑材料，可见应有较高等级的建筑存在。其距梁带村遗址仅约3公里，相信两者有较直接的从属关系。还有我们曾指出过的眉县杨家村附近的西关、郝家堡、车圈等遗址，可能都是隶属单氏家族采邑的聚落[32]。

　　以上是通过考古聚落分布的特征，对西周采邑等级的考察。其实，历史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礼记·礼运》曰：“大夫有采以处子孙，是谓制度”。讲到周代制度是王朝的大夫们，可在自己的采邑范围内安置子孙后代。《左传·昭公》七年传曰：“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就是讲周王朝的贵族各有等差，以及隶属关系。

　　西周青铜器铭文对西周历史研究意义重大，可以提供诸多方面的研究信息。部分铭文的内容，对西周贵族等级的差别有明确反映，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不同级别贵族采邑的存在。

　　长安县马王镇窖藏出土青铜器19件[33]，其中的豢簋铸铭文4行32字。首句铭文为“太师小子豢作朕皇考宝尊簋”。可知作器者名“豢”。“小子”为周代官职之一，《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小子，下士二人”，当为司马属官。又有“小子掌祭祀”的记载，可见负责祭祀方面的事务。太师虽不见于《周礼》，但实际在西周王朝是非常重要的职务，往往由执政大臣担任，是负责军事方面的最高长官。姜子牙就曾出任太师，故被称为师尚父。铭文既说是太师小子，显见太师之下有此属官。任此职者西周金文中还有多位，如师望壶和师望簋所记的“太师小子师望”、休盨铭文的“仲太师小子休”等。

　　岐山董家窖藏出土同铭的公臣簋4件[34]，铭文记载“虢仲令(命)公臣：‘司朕百工，赐汝马乘、鐘五、金，用事。’”可见作器者公臣是更高级别的贵族虢仲的下臣，他是受虢仲的直接任命，主管其所辖的百工事务，并接受过坐骑、5件钟等赏赐。已发现的同铭簋4件，说明公臣虽为虢仲的属下，但至少有铸一组4件簋的权利，说明其级别并不低。按照西周五鼎四簋的配置规格，公臣应有相当于大夫级的官阶。

　　董家窖藏还出有爯鬲1件，爯还铸有铜鼎，岐山贺家村周墓内出过1件。铭文内容近同，为“荣有司爯作

鼎(鬲)，用媵嬴龚母。”知作器者爯是其上级荣的下属有司，因为嫁其女(或妹)曾铸青铜媵器一组，出土者为其中的鼎、鬲各1件。表明其也有一定的地位，可铸作成组的青铜礼器。

　　另外一位担任高官属下有司的仲枏父，也铸作过成组的青铜礼器。1962年出土于永寿县店头镇好畤河的青铜器窖藏[35]，器物虽多失散，但仲枏父所铸器先后面世的已有鬲9、簋2、匕1。鬲、簋铭文基本相同，内有“师汤父有司仲枏父作宝鬲(簋)”之语，可知铸器者仲枏父是师汤父的有司。所铸组器铜鬲有9件之多，与眉县杨家村窖藏所出单五父鬲的数量相同。仲枏父虽为更高级别的师汤父属官，但一次可铸这样多的铜器，地位也应不低。同出的匕和早年出于同地的青铜甗，铭文分别为“仲枏父作匕”“仲枏父作旅甗”，虽无师汤父有司的内容，但人名、出土地相同，为同一人之器应无疑问。

　　既然仲枏父铜器集中出土于好畤河村，这一带当是他本人及其家族采邑的所在。而他的上司师汤父的铜器，也已经有所出土。1991年扶风齐家村墓葬M1出土了1件师汤父鼎，铭文曰：“师汤父作旅鼎，子孙其万年永宝用。”因为墓葬被盗，考古人员清理残墓只出土了2件青铜器(1件无铭文)，再无它物[36]，不好判断是否为师汤父墓。但从仲枏父器可知师汤父级别很高，担任的可能是太师之职，故和姜太公称师尚父相类而可称师汤父。如果此说可信，基本可认为该墓不会为师汤父。因为按照此级别的西周贵族，应该是带墓道的大型墓葬，不大会因取土和盗掘就变成一个残缺不全的墓。所以，不排除师汤父的采邑距店头镇一带不远，好畤河仲枏父采邑可能为其属下的采地。

　　至此就可以明白，周公庙附近有关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甚至有王伯姜这样重要人物并不意外。较次一级的采邑，也完全可以拥有属于其主人及家族的青铜礼器。当然，级别越低下的采邑或居址，代表身份地位的标志性大墓、大型建筑，以及青铜器等就越稀缺，也属正常。所以，我们能看到诸如扶风北吕[37]、长安少陵塬[38]、凤翔西村[39]等西周墓地，墓葬数虽多达300～400座，但均为中、小型墓，少量墓也出土少量青铜器礼器，却没有发现过一座大型墓。少陵塬和北吕墓地附近均发现相关的西周遗址，也没有大型建筑、铸铜作坊等重要设施发现。表明都是一些级别更低的村邑聚落，故少陵塬可能属西六师所属的卒营家族墓地和居址[40]。

　　正因为有更多级别较低的采邑，乃至一般平民的村居，使数量较少的高级贵族采邑内外，才具有了充分的人气和活力，也成为西周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础。　

图四梁带村苪国墓地和居址位置

　　 三、诸侯国内采邑的考察

　　西周王臣采邑及其属邑的普遍建立，使王畿关中，以及成周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至少在有些地方会呈现出阡陌相连，墟里相望的繁盛景象。相信关中西部的周原以西，以及宝鸡市周围，在当时确有可能如此。至于更为遥远的地区，我们知道周王朝是以封建诸侯的形式进行遥控。有如《孟子》所言，大国地方百里，次国方七十里、小国方五十里。周王朝更大范围的边远地区，大体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管理的。而西周诸侯国内部的管理情况，由于历史文献很少记述，研究者也罕有提及。

　　所幸的是，近几年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让我们了解到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内，同样有采邑这类较国都层次为低的重要聚落。目前基本可认定的主要是晋、齐两国，其他的也有一些线索。

　　 1.晋国

　　晋是西周最重要的封国之一，《史记》等文献记载受封于周成王，首封者为武王之子，成王之弟叔虞。因封于故唐旧地而称唐叔虞，位置在“河、汾之东”，后因其子燮父徙都晋水旁而称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曲沃和翼城县交界的天马—曲村遗址，和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基本将晋国自燮父到春秋前期的晋国都城确定了下来[41-45]。

　　在该遗址东南约20余公里处的绛县横水镇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一处大型西周墓地[46-48]，清理墓葬达1200多座，应是曲村晋国墓地以外山西地区发现墓葬最多的。墓地年代从周早期延续到春秋早期，有2座带墓道的大型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重要文物。有些青铜器上铸有倗伯等铭文，被认为其为倗国墓地，是一个文献失载的西周诸侯国。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翼城县大河口村，也发现了一处大型西周墓地，距晋都遗址仅约10公里。2007～2011年共清理了西周墓585座，时代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到春秋初年[49～51]。墓葬有大、中、小型之分，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青铜器铭文有霸伯、霸姬等名，发掘者认为这里应是西周的霸国墓地，同样也被历史文献失载。

　　但根据这两处墓地与晋都地望关系、墓地规模和延续的时间范围等，均显示应该是晋国的大夫级采邑墓地[52]。距横水墓地东约2公里处的周家庄西周遗址，大河口墓地西南约500米处的西周遗址，可能分别为各自的采邑所在。只可惜因没有进行相关的考古工作，难以了解更具体一些的情况。

　　之所以认为这些墓地及相关遗址可能为采邑，主要是从以下方面进行考虑的。按照西周诸侯大国土地方百里的说法，无论其是指直径还是边长，距晋都天马—曲村遗址10或20多公里的距离，基本都在此里程的范围内(图五)。两墓地规模都不算很大，横水墓地虽发现了1200多座墓，但比起曲村晋国墓地可能超过两万座墓来，显然不是一个档次，而与关中的周公庙、孔头沟采邑的900多座墓葬的数量相近。尽管其墓数多了约300座，但其年代延续到春秋早期，显然比周公庙等墓地的下限要晚不少。至于只有580多座墓的大河口，则更难与曲村比较，而仅略多于关中更低级别的少陵园等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两处墓地的上限时间均为西周早期偏晚，几乎与天马—曲村晋国遗址和墓地出现于晋南的时间相同。据有关资料研究，横水、大河口墓地的倗、霸两族为媿姓，可能出自戎狄之民，若为当地土著，其上限年代应更早为宜，没有理由必须与晋同时进入一地，迫近而居，限制各自的生存空间。若大河口为另一封国，距晋国的另一大型遗址北寿城仅约5公里，生存空间似乎更为局促，却还能相安无事的共同生活300年，实在很难进行合理的解释。两处墓地的下限为春秋早期，基本与历史记载的曲沃代晋时间及羊舌晋侯墓地晚期年代相同。似乎表明晋国公室变更后，这两个国家也衰微了，有什么理由要与晋室共存亡呢?

　　显然，两者作为晋国境内的采邑，这些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另外，相关研究表明媿姓与戎狄有关，也就是怀姓，《左传》记载封给晋国的臣属有怀姓九宗，由此就有了很好的说明。

　　 2.齐国

　　齐因姜太公的功绩受封，为西周最大的诸侯国之一，但早期都城营丘至今没有得到确认。近年发掘的山东高青陈庄西周城址，发现了大墓、祭坛，还有带齐公铭文的青铜器等重要遗存[53～55]，一度被认为与营丘有关[56]。但因城址范围不过4万平方米，整个遗址也仅9万多平方米的规模，与太公初封兴建，到胡公迁薄姑近200年历史的大国之都，显然难以匹配。后又有封邑和军事城堡等看法。而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分析，显然以封邑说最为合理，也就是齐国大夫级别的采邑遗址[57]。

　　在遗址长350、宽300米的范围内，普遍有相当丰富的西周文化遗存，年代从西周早期偏晚至西周晚期，还有一座约4万平方米的城址建于中心位置。祭坛、大墓等重要遗存就在城内(图六)，有城垣、隍壕环护，以彰尊崇，是整个遗址的重点区。根据这些发现，认为陈庄为西周时期一处齐国卿大夫的采邑遗址，是比较可信的。

图五晋都与横水、大河口采邑位置图

　　年代最早的墓葬M18相当于西周早期偏晚，出土铜器铭文记载墓主丰启为其祖齐公作器，说明其出自齐国公室，是姜太公之裔孙，该采邑显然是因他获封。城址中轴线南部的夯土祭坛，是已发掘出的最重要遗迹，可能是为受自齐君的“土”而建的社坛，应与采邑受封时的授土仪式有关。M18和祭坛在中轴线南部东西并列，颇有左祖右社的格局，显示陈庄应为丰启家族封邑之都邑性质。在陈庄周围10公里的范围内，调查还发现有几处遗址，如果都包含西周遗存的话，可能就属于陈庄丰启家族采邑的附属居址。这种聚落间的结构关系，显然和关中地区相关采邑的布局情况比较一致。

图六陈庄遗址主要遗迹分布图[58]

　　另外，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和附近庙台子遗址的发掘[59、60]，基本确定了西周早期汉东地区重要诸侯曾国公室墓地和都城的所在，是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收获之一。在此基础上，考古工作者还在其周边调查发现了9处商周遗址[61]。如果再进一步做工作，应该可以确认一些类似于陈庄那样的曾国采邑，及其更低等级的聚落。

　　还有西汉水上游周代遗址调查显示，发现的周秦文化遗址有37处，可分为30万平方米以上，10万平方米以上，及10万平方米以下三个等级。并形成了大堡子山—赵坪、西山—石沟坪、六八图—费家庄为核心的聚落群，错落有致地分布在这一区域[62]。说明礼县一带，在西周及春秋阶段，聚落的等级关系是比较分明的。可推知当时秦国的都城西犬丘无论是三个核心聚落哪一个，其余两个以及其它10万平方米以上的遗址，就只能属于秦国的第二、第三等级采邑类居址。

　　上述晋、齐等国的考古资料说明，和关中王畿地区类似，西周的诸侯国将其所管辖的地区，也会分赐给其卿大夫作为采邑。用以各自家族的居住、生活、经营和管理，生产并供给自身所需各类资源。

　　 四、西周都邑的简单认识

　　西周采邑的情况已如上述，这里我们再看看都邑的布局结构，可以对两者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洛阳地区东都成周的考古资料尚缺，西周都城较清楚的有关中的丰镐和周原遗址。

　　丰镐遗址，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两岸的马王镇和斗门镇一带，数十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表明这里有大量的墓葬、大型建筑基址、半地穴式普通房址和灰坑等遗迹，发现过不少青铜器窖藏，出土过许多重要的西周文物。遗址分布范围约达25平方公里，核心区域面积约15平方公里，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3]。依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资料，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里就是周文王、周武王所建的丰、镐二京的所在，历史上所称之宗周应指此。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丰镐遗址内的布局一直没有较清楚的了解。

　　周原遗址，是一处先周到西周时期的大型聚落遗址，遗址布局和各类遗存情况已有较清晰的认识。遗址位于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畤沟河上游地区，涉及岐山县的京当、扶风县的黄堆、法门等乡镇，分布范围东到美阳沟，西至流龙嘴和岐阳堡一线，南起北坡，张家，北及黄堆，东西约6、南北5、面积约30平方公里[64]。

　　周原的规模是由动态的发展过程所形成，西周中期达到了最高值(图七)。此时，召陈建筑群的上层建筑、云塘、齐镇的大型建筑，几乎先后出现，比较集中地分布在周原遗址的东北地区。这一区域的建筑，可能为王室行政管理、生活起居区有关。位于云塘村西南300多米处的西周池苑遗址的发掘，堪称近年周原的重大考古发现。这座建于西周中期偏早的大型池苑遗址，范围达41000多平方米，池内的层层淤积土厚2～4.6米，显示了池的实际深度。池周壁及局部底面，用河卵石、片石以及料姜石颗粒等砌筑加工，构建非常讲究[65]。与之相关是在池苑东侧连接有一条宽大的水渠(水道)，由池东南壁一直延伸至召陈大型建筑的东北，长约1.7公里，口宽为4～5米，底宽约1-2米多，深2米多[66]。此沟恰巧处于整个大型建筑密集区似乎并非偶然，其目的当是为了相关宫殿区的供水，应该属于同一规划建设而成用水工程。

　　在云塘至庄李村南北一线，分布着规模可观的作坊区，已知有制作骨器、石(玉)器、铸铜等手工业作坊10余处。周原遗址西南的康家、任家、庄白、齐家、礼村及其它区域，也有一定规模的建筑基址发现，但都显得非常分散，没有明显的组群关系，其间多见青铜器窖藏，学界多主张与显贵家族住宅区相关，有些与手工业作坊的关系可能较密切。

　　周原遗址范围内分布着大小不等的西周墓地10多处，黄堆、姚家和刘家3处发现有带墓道的大型墓葬。有些墓地或墓葬见于作坊区，当与手工业工匠家族有较直接的关联[67]。

　　周原更引人注目的是，长期以来发现的大量青铜器窖藏达70余处，可以肯定地说，这应是中国所有古遗址中绝无仅有的。

　　这些发现说明，周原遗址的主要功能区可分为：处于东北位置召陈、云塘一带的高等级建筑集中分布区，处于中南部齐家、庄李一带的众多手工业作坊区，以及偏东南区域康家、任家、庄白、齐家、礼村等村庄周围的显贵家族居住区，调查也发现有零散的大型建筑，并多见青铜器窖藏。在外围区域，还有一些居址和大型墓地的分布。这样的遗址布局，最为相似的是安阳殷墟聚落结构[68]。处于洹河西南岸的小屯东北地一带，是商王的宫殿宗庙区，为殷墟的最重要的遗址区；处于宫殿区东西两侧的铸铜和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区，主要有苗圃北地、孝民屯等处；处于遗址区南部，以及西北和东部居住遗址分布区，被认为属于不同贵族家族所有的族邑[69]。说明两者作为商周时期的都城遗址，具有多方面的相似性。而与宫室相关的池苑、水道等尚未见于殷墟，但在商代前期都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都有发现，只是较周原的规模小了许多。说明周原作为西周的都邑，较商代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说明了周原遗址在西周王朝重要地位。

　　这样的聚落特征，与前述所有的采邑结构均有较大的差别。即使已知规模最大的采邑周公庙遗址也很难企及，遑论其它。完全显示了都城在规模和布局结构方面，凌驾于众多采邑之上的独特地位。过去有关周原可能为周公的采邑及其后代和僚属的居住地等认识[70]，因周公庙采邑的确认，及其与周原发现的巨大差距，显然已失去存在的价值。

图七周原遗士功能分区图

　　 五、结语

　　西周的社会结构情况，过去只能通过历史文献去体会。考古事业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直观地认识西周社会的图景。本文的考察显示，周王朝对其国家的掌控管理，是以都城丰镐、周原和成周这三个超级聚落为重点，建立起周天子及王室的统治核心。相对较清楚的周原聚落布局，代表了西周都城的基本形态，可以预见将来被廓清后的丰镐、成周两都，也应该呈现类似的格局。

　　对于王朝直接掌控的千里王畿，周天子基本是以采邑的形式，封赐给众多王公贵族进行经营管理，以获取各自家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需求。考古发现的采邑分级现象说明，高等级采邑之下，还统率着级别较低的采邑，以及更低级的村落邑居，丰富了我们对西周采邑制度的认识。

　　王畿之外，分封同姓和异姓诸侯对国家疆域进行管理，成为周王朝遥控边远地区的基本策略和有效方法。但并非到此为止，诸侯国内君主也会分封土地给其子弟和卿大夫，赐采立邑，以处子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样的格局和王畿地区的社会结构是类似的，但陈庄、大河口采邑的规模，较王畿地区众多王臣采邑为小，显然有等而下之的现象。当然，周王朝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力是比较有限的，与畿内殆不可同日而语。《礼记·王制》曰：“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似为周王室为加强对诸侯国监管所采取的举措之一。

　　这些发现显示，畿内采邑、畿外诸侯，高下分级的管理，是西周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类似于后世地方社会的基层组织。正是有了这样一套较完备的社会结构的建立，周天子的礼仪政令赖以有效传递，西周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

　　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即是王畿地区也可能还存在少量古族方国。周王室对这些国族的管理，是否亦如对诸侯国那样直接任命卿士加以控制，则是尚需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