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祝寿铸金编钟：揭秘天津抗战时期的神秘藏匿史

06-07

故宫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过八十大寿，各省总督聚敛黄金，铸造了十六只金编钟，总重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两二钱，造型大小与正常编钟一样，但略薄。寿诞之后放置于太庙，遇朝会、宴享、祭祀大典，就会拿出来配合玉磬奏乐。沧海桑田，朝代更迭，这金编钟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如今它在哪儿？

故事还要从辛亥革命说起。大清朝改成民国，清皇室继续住在紫禁城，过着与世隔绝的奢靡生活，开支巨大。1924年，逊帝溥仪的岳父荣源与内务大臣绍英、耆龄，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副经理朱虞生秘密接洽，以宫内所藏文物作抵押，向银行借款八十万元，其中就包括这套金编钟，抵价四十万元，月息一分，期限一年。

1924年11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把溥仪和宗室驱逐出宫。盐业银行趁机补给溥仪一笔现款，彻底买断了包括金编钟在内的珍宝，存在东交民巷盐业银行外库。

溥仪

没有不透风的墙。这桩秘密交易，很快被《京报》记者公之于众。得知盐业银行获得宫内大量珍宝，许多北洋军阀都有意染指，就连银行同业也跃跃欲试。盐业银行代表赶紧登报否认，但此地无银三百两，越说别人越不信。盐业银行想了个办法——1932年的一个深夜，十六只金编钟，以及一批玉器、瓷器，被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北京运抵天津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盐业银行大楼，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把这些大内珍宝藏在库房内刚砌好的夹层中。至此，金编钟销声匿迹。

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探知了金编钟的下落。日本驻天津的一个副领事，出面要与陈亦侯交朋友，又派自己的女儿带着名酒、瓷器、盆景、电镀口花瓶，到陈家拜访，要认干爹干妈。陈亦侯不为所动。日本人又以丈量为名，闯入盐业银行库房，也没发现线索。软的不行来硬的，日本人逼陈亦侯交出金编钟，否则要逮捕他，搜查银行和他家，不信找不到！

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这时候在大后方任贵州省主席。陈亦侯向他请示如何处理金编钟。为避人耳目，他派人从天津到西安，在西安用银行密码发电报给上海转香港，由香港转重庆，找吴鼎昌。吴鼎昌循着同样的路线回电，电文只有一个字：“毁。”陈亦侯大骂吴鼎昌“浑账”，又说“全世界都没有纯金的乐器，何况这又是古董，是国宝，工艺和文物价值远远超过了黄金本身的重量，毁了怎么对得起祖宗”？

金编钟

陈亦侯想起一个人——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北京盐业银行副经理朱虞生的女婿胡仲文。他找胡仲文商量，胡仲文认为事不宜迟，应该立即转移金编钟。1940年4月的一天深夜，陈亦侯带着司机杨兰波，将金编钟分别装入八个木箱，从盐业银行运到不远处英租界维多利亚道四行储蓄会。胡仲文事先指定亲信工友徐祥帮忙搬运。金编钟藏入大楼地下室小库房。胡仲文把钥匙收好，转天吩咐总务人员买来八吨烟煤末，堆在地下室门口。三天后，日本宪兵司令部派二十多名军警闯入盐业银行搜查，一无所获。

日本战败投降不久，孔祥熙准备来津，提前派人打听金编钟的下落，找到陈亦侯，陈亦侯抱怨说：“你们把金编钟扔下不管，跑了，日本人要杀我的头，你们要我毁掉它，今天又来找我！要找，你们去找吴鼎昌！”这件事不了了之。不久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来追问金编钟，还是没问出所以然。